间有人先于别人死亡，无论是谁都要把所有权利和特权转让给和他共同继承的人。

当然，那二百万美元的薪金除外，那笔钱要分配给这个人的后嗣。那两百万属于法定分配，禁止给其他执行人，从而消除了任何欺诡的企图。”

我知道，如果送来了三百五十万人，那就无法妥善安置。 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得不到妥善安置或受到不良待遇，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为此用不着烦恼。

可是，在规模宏大中也包含着这次审判的弱点：如果在每一个被审人身上哪怕只牵三条线，加起来就有一百五十九条，而克雷连科却只有十根指头，维辛斯基也只有十根。 当然，“被告竭力向社会揭发自己的严重罪行”，但不是全体，这样做的只有十六个人。 十三个人“狡辩”。 二十四人则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

这就造成了不可容许的口径不一致，而群众一般说是不能理解这种现象的。 除了优点（然而都是以前的审判中已经有过的）——被告和辩护人的束手无策，他们无能改变或推倒判决，——这一起新案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别人不说，在有经验的克雷连科看来这是不能原谅的。

“这就是第二张纸条的内容。 大家看了纸条，都自告奋勇要去赎身，并且保证一定按时去，按时回。 我也报了名。 可叛教者对此反对，说他反对让任何一个人先获得自由，要走大家一起走。 过去的经验证明，凡是获得了自由的人，都没有履行他身陷囹圄时的诺言。

过去常常有一些有身份的俘虏借用这种方法，让一个人先赎身，带钱到巴伦西亚或马略尔卡去弄只船，再回来接那些为他赎身的人。 可是没有一个人回来。 人一旦获得了自由，就唯恐再失掉它，忘记了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如果有人由于库藏、捐赠、商务，或碰上其他类似机会而获得了大量收入，那么他可以把超过限度的收入交给国家和国家的神，以此保持好名声，避免所有对他的起诉。 如果有人不服从这条法律，那么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去告发他，并得到他超过限度的财富的一半作奖励，而被定罪的违法者还要从他自己的财产中支付同样数额的罚金，至于他超过限度的财富的另一半就献给诸神。

除了每个人分配来的基本财产外，每个公民必须在法律任命的执政官那里事先公开登记他的全部财产，这样做是为了一旦有涉及财产问题的法律诉讼，法官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判案。

在证实了模范监狱里有平民的报告后，我们去见了拉贝先生，并把监狱里的人写的请愿书交给了他。为他们做点事很不容易，因为稍微出点差错，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就意味着死亡。

唉！ 为什么只有格里高注定要在这个公司服务呢？ 在这里只要有一点点微小的失误就要受到询查，难道公司里的全体职员都是废物吗？ 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忠诚可靠的分子吗？

而这个人仅仅在一个早晨只有几个小时没有为公司办事，出于良心的谴责变得神经衰弱了，以致于离不开床铺了，即使如此，派一个学徒来问讯一下也就可以了——如果有必要问讯的话——可不这样做，偏偏是代表本人来了，向他无辜的家庭宣示，代表本人才有能力追究此事，果真如此吗？

“诸位大人，你们是否发现，为打战而受奖的人要比战死的人少得多？ 你们肯定会说这无法相比，因为死者不计其数，而得奖的人不过三位数。 但文人的情况相反，不管怎么样，他们至少表面上有维持生计的手段。 虽然战士们付出的代价大，可是得到的奖励却很少。

据说，奖励两千个文人要比奖励三万个士兵容易得多，因为奖励前者，只需给他们一个符合他们专业的职位就行了，而要奖励后者，只能靠他们为之效力的那个人的财力。 这是难以做到的，可它又进一步证明了我说的道理。

在这个时候，只有在下面的人，而不是上面的人，才是真正可靠的。

首先，我们是在一个只有人的世界，没有上帝（人是自己造就的）；其次，我们都还不是真正的人，人是什么还不能确定，人还在形成中；最后，我们的目的是使人人都成为人，这个世界将充满沙皇。

你说的不是真正有才的人，而是有才的人中的极少极端例子。

但是，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国家这个概念毕竟太大了。我们每天在国家中，我们又往往会感到见不到国家在哪里。我们能够见到的，能够感觉到的往往是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只有感到身边的人和事可亲可爱，才能推而广之，大到一个城市和一个地区，最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