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的；他都差点儿要把那天打定主意去参加德·圣德费尔特夫人家的晚会看成是天意如此了：

他这个人虽然渴望能欣赏生命丰富多彩的创造，却无法对一个难题（例如到底什么应该是最该企求的东西）长时间苦思冥想，只好认为在那晚感到的痛苦跟尚难预料然而已在萌生中的乐趣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联，只不过这痛苦与这乐趣之间的平衡太难保持了。

毫无疑问，他一定拿着这份十分稀奇而毕竟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文件到都灵宫廷大肆吹嘘去了，并且还一定会想尽办法要按照这个文件可能的售价来索取一大笔钱。

所幸在未来的一切不测风云之中，撒丁王围攻日内瓦是一件可能性最小的事。 可是这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我由于愚蠢的虚荣心而把这个要塞的最大缺点透露给它的资格最老的敌人，这就成为一件应该永远自责的憾事了。

帕洛马尔并不低估活着对死后的优越性。 这种优越性只能针对过去而言，即活着可以改变自己的过去，不能针对将来而言，因为将来总是风险很大，而且好运可能不长。

(对自己的过去感到完全满意的人犹如风毛麟角，少得可怜，无需单独去说他们。 )一个人的一生是各种事件的集合，其中的最后一件事可能改变整个集合的意义。

这倒不是因为它比以前的事件都重要，而是因为各种事件组合成一个人的一生时需要遵循一定的内部结构，并非按时间顺序排列。

既然人们知道的东西愈多，则愈是容易弄出错误，所以唯一可以避免错误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不下任何判断，就不会犯什么错误。这是自然和真理给我们的教训。除了事物和我们之间为数很少的非常明显的直接关系之外，我们对所有其他的一切当然都是不很注意的。

一个野蛮人是不愿意走去看那些精致的机器的运转和电流的奇景的。"这对我有什么关系？"这是无知的人最常说的一句话，而对智者来说，也是最宜采纳的一句话。

围绕着几件事情的几种推测的可能性中，很容易想到的一件事就是，阿樱明明知道恭次是楠次郎的孩子却为什么又二话不说继续抚养他？

了解到事实的那会儿不正是战争越发激烈的时候吗？ 这些问题在那些大事中是相当容易得到解决的。 如果认为父亲在防空壕中说“你母亲是个佛一样的人”，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些事情才得出的结论，便很好理解了。

当时，父亲所说的“你母亲”指的是阿樱。 从我的立场来看，比较自然的推测只此一处。 阿樱想总有一天会告诉我生父是谁，才在旅行箱中深藏着这份资料的吧。

如果孩子们还不懂得你所讲的字眼，就不宜于拿你的功课去教他们。 如果他们没有获得真正的观念，他们就不会有真正的记忆，因为我认为仅仅保留一些感觉是不能叫做记忆的。

他们在脑子里记上一迹串莫明其妙的符号，对他们有什么用处呢？ 在学习事物的过程中，他们岂不也就学会了那些符号吗？ 为什么要他们浪费气力学两次呢？

而且，你要他们拿一些根本不懂得的话作为他们的学问，岂不会使他们产生极其危险的偏见！

正是由于孩子所学的第一个辞，由于他所学的第一件事物，全是照别人的话去了解，而自己根本就不明白它的用途，所以才丧失了他的判断的能力：他也许可以在傻子面前炫耀一个很长的时期，但是他不可能弥补他这样的一个损失。

我们经常暴露了自己，只是因为在我们的想象中，别人不可能不发现和注意到某些东西。 这情形就犹如站在高处，因为头晕目眩，亦即因为我们认定不可能站稳，所以就从高处栽了下来。

站在高处的揪心感觉是那样的难受，及早了断会令人更好受一些。 这种错觉就叫作在另一方面，我们却应该认识到：某些在别的方面并不曾显示出丝毫洞察力的人，却可以是研究别人私事的专家。

只要掌握了少量的情况，他们就能解决至为复杂的难题。

例如，如果我们告诉这些人某一件往事，但又不愿透露任何名字和描述任何当事人，那么，我们就必须小心不要说出任何肯定的和具体的情况，例如时间、地点、相关的人的名字、其他只是跟事件有间接关联的事情，虽然这些并不起眼，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以假当真，以为很容易，干起来就难了。

因此，我认为，一个人若是凭着自己的智慧来探求事情的真相，那么他就应该具有超于常人的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