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电话是老豹打来的，后来小凯也给郑凡打了一个电话，趁着这会儿正是暑假期间，他们准备一起去上海看望导师张伯驹，张伯驹老师住院了。

离开上海两年后，故地重游，他们已是外乡人，走在上海的马路上，心里发虚，他们像是非法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准备偷菜。上海还是那个上海，心情却不是以前那个心情了。

郑凡、小凯、老豹到华山医院扑了个空，医院说他们来看望的当天上午张老师已经出院了。

张伯驹教授已经退休，这个一辈子跟屈原为伍的老知识分子退休后，在一个民间的“国学训导中心”义务讲授《离骚》、《论语》、《孟子》，中心主管是一个台湾人，他要给张伯驹薪酬，张伯驹说他是来跟学员们谈心的，不是来挣钱的，“国学中心如果收学员费用，我就不来教；如果给我薪酬，我也不来教，我有退休金。”果然在张伯驹教授的坚持下，国学训导中心成了一个面向城市白领的义务教育机构。张伯驹教授像是先秦时期的孔孟一样，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里企图用传经布道的努力来实现“天下归仁焉”的社会理想。

然而张伯驹教授住院并不是由于义务教学劳累引起的，而是他的儿子儿媳吵架将其气进医院的。张伯驹教授夫人已去世十多年，儿子小张从小就讨厌读书，在华东大学成教院混了一张毕业文凭后，好不容易才在街道办谋了一份卫生专管员的差事，收入不高，当然也就买不起房子，结婚后住在老父亲张伯驹教授的一套三居室里，按理说，三个人住三居室在上海差不多近乎于奢侈了，可儿媳却不懂得珍惜，张教授儿媳是街道里弄小市民的女儿，没正式工作，早先在花店卖过花，长得像花一样的儿媳嫁过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跟丈夫吵架，吵架的时间就像《新闻联播》一样固定，即张伯驹教授一进家门两口子准时开吵，一开始张伯驹以为利用吃晚饭时间吵架是为了提高效率，既吃了饭，又吵了架。可渐渐地，张伯驹教授发现有点不对味，只要他不在家，小两口好得恨不能共吃一个碗共喝一口水，听到张伯驹教授敲门了，儿媳马上就对丈夫破口大骂，“你这个小瘪三，要钱没钱，要房没房，我嫁给你，倒了八辈子霉！”张伯驹教授每次都用“克己复礼为仁”的语录教导他们，可一点用都没有，有一次，张伯驹教授用钥匙轻轻开了门进去，正在厨房往丈夫嘴里喂西瓜的儿媳，一见公公进来了，啪地一声将西瓜扔到丈夫小张的脸上，“你这个窝囊废，娘老子不贴你钱，自己又挣不到钱，还整天想着吃西瓜。”张伯驹教授终于听明白了，原来这两口子早就联手玩起了“打草惊蛇”、“假道伐虢”的游戏，是想借此“声东击西”的手段把张伯驹教授赶出这套房子。

一天，忍无可忍的张伯驹教授将儿子儿媳叫到客厅准备对他们进行国学教育，“知耻者而后勇，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可耻吗？”看着麻木不仁的儿子儿媳，老人急火攻心，血压骤升，一头栽倒在地。

郑凡、小凯、老豹去学校看望张伯驹，时间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他们事先没有打电话，直接到张老师家，轻轻敲门，开门的是张老师儿子小张，小张见是以前的几个研究生来了，就很客气地做出请进的手势，他小声地说我爸今天刚出院，已经睡了，郑凡他们说那就不进去了，明天再来。

郑凡、小凯、老豹三人住在校内的浦江宾馆，得知他们是本校毕业的研究生专程来看张伯驹教授的，仁慈的宾馆经理说难得还有如此有情有义的学生，于是当场给他们打了六折。三人聚到一起，读书时的气息死灰复燃，他们办好入住手续，走进笼罩在黑暗中的校园。由于放暑假了，校园里寂静得像一座劫后余生的墓地，有迎面扑来的虫子撞到了鼻梁上，而没有一个人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走到自己曾经住了三年的研究生院宿舍楼下，里面黑咕隆咚的，一楼看大门的徐大爷正在传达室里看电视，见到郑凡他们三位，很是激动，徐大爷请他们进屋喝水，郑凡他们都说谢谢真的不渴，老豹给徐大爷敬了一支烟，又点上火，然后才离开，这种黑暗中的相遇令人感动。

在校园漫步的感觉如同跟离婚后的前妻重逢，感情相当复杂，在上海失恋过的小凯冒出一句，“我要是国家一把手，就把全国所有的房子没收充公，然后根据家庭人口和工作地点，实行全民租赁。房屋私有化是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大败笔。”

看不清黑暗中的表情，老豹说，“有意思。怎么想起这个话题来的？”

郑凡说，“小凯在上海受过伤，不就是没找到工作，又没有房子，才失恋的。”

小凯说，“张老师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