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母亲八岁那年，姥爷给她取了个名字胡馥声，把她送到公立小学读书。读到初小毕业，就不让她读了，要把财力集中用在我大舅身上。我母亲后来说起这件事情，心里还很难过，但是她并不埋怨姥爷和姥姥，因为她是长女，家里需要她干活了。

我两三岁的时候，母亲就教我认字，她用硬纸板剪成的“字丁”（我母亲发明的教辅工具），上面写着“天、地、日、月、人、树、花、田”等等。母亲教一个字，我能认识很多字。比如，她先让我认“一”，然后认“十”，依次是“寸”“木”“又”“权”“对”，等我最后认得了“树”，实际上我已经认识了七个字，而且对每个字的含义都有了印象。母亲的教学法，让我受益至今。

母亲参加工作之初，在老家小镇公私合营的商店当营业员，商店原先有我姥爷的股份，后来没有了，我母亲就成了集体企业的职工。当时的商店党支部，认为我母亲工作认真，把她当作进步青年培养。我母亲的性格是“一根筋”，单位领导虚报“损耗”，我母亲二话不说就揭发了。后来组织上讨论发展新党员，单位领导找我母亲谈话说，现在我们党支部有两个小组，一个是左派，一个是右派，左派小组人员已经很多了，你参加右派小组怎么样？我母亲说，那我就参加右派小组吧，反正是入党。结果是，我母亲党没入上，稀里糊涂地戴了一顶右派倾向的帽子，还被查出了贪污的“劣迹”，实际上是被栽赃了，定性为错款，开除公职。

这以后，我母亲就开始了人生的艰苦奔波。以后我听我老舅经常讲起一个故事。那正是饥饿年代，我刚刚出生不久，为了糊口，我母亲在姚李镇卫生院谋到一份保健员的临时工作，老舅上学也住在我家。吃饭的时候，家里有白碗黑碗之分。所谓白碗黑碗，说的并不是碗，而是碗里的内容，我的碗里是白米汤，舅舅的碗里是白米稀饭，而我母亲的碗里是薯叶和杂粮，颜色是黑的。

我记事的时候，母亲在老家洪集汽车代办站当代办员，人称胡站长，其实就是一个合同工。为了笼络司机，多载几个乘客，我母亲下班之后走村串户给司机们采购鲜鸡蛋。有些老弱病残乘客当天搭不上汽车，我母亲会把他们带到家里，管吃管住，我们家一度就像收容站。我记得，因为这件事情，我和我姐姐、妹妹甚至还有我父亲，都和我母亲吵过。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母亲把一个挺着很大肚子的孕妇带回家，把我父亲吓坏了，生怕出事。我母亲说，有什么办法呢，她没有搭上车，离家还有十多里路，我总不能让她摸黑回家吧？

接受这篇约稿，我最初不想写我母亲如何善良，怎样帮助他人。我知道，对于子女而言，自己的母亲都是伟大的无私的，所以子女眼中的母亲，往往都是不客观的。我把我原先写的初稿发给我的表弟任家杰，他很直率地告诉我，我写的大姨不像他的大姨，他心目中的大姨就是一个善良慈祥而又坚持公正的人。家杰问我：“有一年冬天，姥姥见大姨穿得少，给她缝了一件新棉袄，很快，大姨把这件棉衣给了另外一位更冷的旅客。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我老老实实地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样的事情我母亲做得出来。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所在的洪集镇没有中学，读中学要到五十里外的叶集，就是我老舅当初就读的那个学校。每到周末晚上，农村的孩子要回到家里背粮食。那时候生活艰苦，学生们营养不良，一天之内徒步来回两趟，非常劳累。可是乘车吧，又没有钱买票。我母亲对此很是同情，经常替他们拦截货车。要知道，我母亲的工资是靠营业额提成的，学生乘坐货车不买票，就意味着我们家的收入会减少。但是我母亲有她的原则，她能设身处地地体会穷孩子读书的不易，宁可减少收入，多费口舌，她也愿意帮助他们。

前几年我到河南出差，我的同乡、河南省军区原司令员袁家新回忆他上中学的时候，我母亲帮他们那批穷学生搭车的情景，还充满深情地说：你妈妈可真是个好人啊，那时候帮我们搭车，不知费了多少心血！

我母亲做的好事可以写一本书，以至于我后来写小说写出一点动静，又调到北京工作，老家上了年纪的人都说，他有什么本事，还不是他娘修行的！

老家人的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我小时候读书不用功，加上正赶上“特殊年代”，月上东山，街头巷尾，哪里有孩子打群架，哪里就有我。一句话说到底，在老家长辈的眼里，小时候的我就是个混世魔王。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孩子，长大后居然能够写出“七侠五义”来，实在不好理解，他们只能把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