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一年六月九日，是英国火车发明人乔治·史蒂芬的百岁诞辰，李鸿章特意选了这个日子举行通车仪式。但是他遇到一个天大的麻烦，清政府以“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的理由，禁止使用机车。李鸿章无奈，只好下令将火车头卸下，改为驴马拖着火车走。

这荒诞的一幕很有象征意义，几乎可以看成是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生动写照。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中国人已经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林则徐开始“睁眼看世界”了；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宏观战略设想并撰写了《海国图志》；朝廷终于在外国使节下不下跪的问题上作了让步；向外国派出公使；引进了电报和铁路。上述几件大事可以看成是鸦片战争之后五十多年里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成果，然而，就这寥寥几项，推进的过程却有许多苦涩的故事。

尽管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门户，但是中国的朝廷仍然不相信，或者说感情上不能接受国力衰弱的事实，仍然做着“天朝上国四方来朝”的美梦，把战争失败归咎于洋人“妖术”，寄希望于神仙帮忙。这种迷信，朝廷用于麻醉，百姓源于绝望。

反倒是邻邦日本，替中国人反思这场战争。日本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指出，清朝失败是由于“不知彼之，熟练于实事，兴国利，盛兵力，妙火技，巧航海”。经受这样的惨败，中国的朝廷仍然坐井观天，不仅不学习，而且“视外国为贼物”。一个名叫杉田立百的日本人甚至用轻蔑的口气说：“地者，一大球，万国分布，所居皆中，任何一国皆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

坐而论道，热衷清谈，这是中国官僚阶层和知识阶层一个比较普遍的陋习。几千年来，中国的“文章”浩如烟海，而祖冲之、张衡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却始终未能在中国文化占据主流地位，这似乎也佐证了中国文化在博大精深的同时也有着向虚向大向空、缺乏科学精神的特征，这个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晚清以来积弱积贫、屡弱屡贫的文化缘由。

鸦片战争之后，日本人不仅把中国的底摸透了，也把自己的出路找到了。他们要征服中国，要“脱亚入欧”，要成为东方的老大。1868年，明治天皇明确宣布“破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学习西方各国技术，学习西方社会制度，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派遣留学生，派遣使节团，兴办铁路电信，普及教育……凡是有用的，统统拿来。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五十四年间，日本的明治维新由上而下，从政治体制到经济体制，实行了深刻的改革。那些关于天皇节衣缩食、民众捐赠、万众一心购置军火的传说如今已为中国人熟知，“天照大神”“八纮一宇”的神话也成为日本举国上下的信仰，激发了前所未有的狭隘民族情绪，加之根深蒂固的武士道精神，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本，好比吃了激素，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曾经的东方巨人中国。

同样在五十四年间，中国的洋务运动却是命运多舛，“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之后，替朝廷背了黑锅，流放伊犁等地，客死他乡；魏源的观点被认为“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而遭到清廷上下围剿，就差被杀头了。中国赴英伦第一个外交官郭嵩焘，不仅众叛亲离，甚至被家乡的学子宣布开除湖南省籍。刚刚在中国萌芽的电报被斥为“惊动祖坟”，只能在地下行走。至于铁路，就是我们曾经看见的那样，只能用驴马拉之。包括军事装备在内的西方现代科技，仍然被视为“奇技淫巧”，西方文化仍被视为“异端邪说”，科技发明被斥为雕虫小技，至于西方的社会制度，那是提都不能提的，提得不好是要杀头的。

在这五十四年间，我们的对手窥视着我们，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隐秘地角逐，开放与封闭，科学与迷信，学习与守旧，积极扩张的热情和侥幸防御的态度，几乎构成了甲午战争胜败的全部先决性条件。

公允地说，洋务运动也曾有过短暂的辉煌。曾几何时，踌躇满志的李鸿章不惜重金从德国买回来“镇远”“定远”等十数艘军舰，甚至还耀武扬威地开到日本“访问”了一番，那两艘来自天边的黑压压的庞然大物也曾让日本朝野“无不骇然”，但是日本的军官代表团到北洋水师的军舰上一个“回访”，很快就发现了破绽。

洋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中国海军，无论是舰船吨位还是火器配置，在当时确实不比日本海军逊色，然而指挥和操纵这些装备的官兵素质，却是一言难尽。泱泱大国的盲目自信和坚船利炮的行头，让相当数量的官员乃至直接指挥舰队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