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就好比竞选总统，就像没有绝对好的总统一样，小说也没有绝对好的，总是见仁见智的，区别在于你的作品拥有的读者比别人的作品多，你的支持率比别人多几个百分点，你就是相对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寂静的鸭绿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8年2月版，李燕子著）是一部比较好的作品。

我读小说，先入为主，三言两语，大致判断，或者是语言别致，或者是视角独特，或是细节精彩，再接着往下看。否则，三分钟之内如果产生不了兴趣，哪怕你是流芳千古的经典名著，我也不看，因为它不属于我。别人再怎么叫好，与我无关。翻阅《寂静的鸭绿江》，看了两页，看下去了，再看几页，被吸引了，于是乎点一根香烟，沏一杯绿茶，静下心来看。

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部作品有点奇怪，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以“拉帮套”的怪异的家庭结构作为作品结构主线的小说。“拉帮套”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在中国某些贫穷落后的地区，也有类似的现象，有的兄弟共妻，有的邻里相帮，暗中来往，心照不宣，但那多数都是不和谐的，明争暗斗伴随着苦涩的生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高境界了。而在《寂静的鸭绿江》里，在最初的风暴之后，既成事实归于平静，甚至归于理所当然。灵芝同九柱的同居最后成了一件理直气壮的事情，灵芝的丈夫和公婆由最初的不能接受到最后接受，乃至到支持——不仅仅是面子上的支持，而是发自内心的需要。在作家的笔下，不正常的东西终于变得正常起来了，变得顺理成章了。我想，这恐怕不是什么神来之笔，这得益于作家对于那个时代、对于那块土地和那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深层次的了解。

小说是想象的产物，而想象往往是建立在生活经验的基础上的，离开这个基础，就成了神话或者鬼话，艺术的真实性就无从谈起。一个作家写什么固然是重要的，而更重要的还是怎么写。作品选择了一块相对偏僻、相对封闭的土地，从而和时代背景、社会背景若即若离，也从而得以让作家理想的翅膀在那块土地的上空翱翔。作品的叙述风格大刀阔斧，汪洋恣肆，大段大段的关于土地的描述，关于农耕生活的描述，关于江水的描述，沉重而又浪漫，粗犷中不失细腻，浑厚中不乏温情。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漫山遍野，生机勃勃。那里的一波一浪，都体现了精神的不屈，奔放，冲撞，寂静覆盖喧嚣，澎湃遮掩着骚动。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生活的热忱。作品人物和他们生活的土地浑然一色，他们就像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植物，发芽、开花、结果、落叶、腐烂，然后新生。抑或说，他们就是土地，土地就是他们。他们像土地那样有着黝黑的颜色，他们和土地一样在冰封的日子里沉默着发酵，他们同土地一起肥沃，一同贫瘠。

坦率地说，我不太喜欢文学作品里颠来倒去地描写性生活，尤其是不喜欢津津乐道地工笔细描性活动细节。艺术高于生活，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寂静的鸭绿江》里也有不少性活动场面，有的还刻画得很细微，我后来理解了作者，这里的性文字同那些“性文学”是两回事，因为作品的主要故事框架是“拉帮套”，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之间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多数都发生在床上，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欲望、他们的反抗精神，连同他们的躯干和呼吸，最后都要在床上落实。床，是这个作品的一个重要舞台，女主人公灵芝在这个床上经历了失望、绝望和希望，并由懦弱升华到坚强；男主人公九柱在这个床上经历了快乐、尴尬、屈辱，并培养出了向命运抗争的精神；作为一个需要另一个男人“拉帮套”的瘫子赵文举，更是离不开这张床。

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是灵芝还是九柱，更遑论赵文举，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愿意过这种非驴非马的生活，没有一个人希望长久维持这种既没有尊严更谈不上自尊的生活。然而，这种生活又是实实在在的，又往往是生活和生命所期盼的，羸弱的需要强壮的，饥渴的需要富有的，就像旱田需要甘霖，涝地需要排洪一样，九柱需要灵芝的肉体，灵芝需要九柱的劳动力，赵文举需要九柱和灵芝的苟合来维持家庭和生存茅屋的平衡，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如果不能从别的地方以更好的方式得到，资源共享同舟共济就是最好的选择！

这是真正的乱世人生，苦难风流！

在这个作品里，我想至少有两个英雄级人物。灵芝这个人物使我想到了严歌苓小说《第九个寡妇》中的那个王葡萄，在这两个女性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作家理想的光芒，她们都是历经苦难，都是忍辱负重，都是含辛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