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无所事。其乡人有杀人者，因代承之。盖以律非故杀，必久系，终无死法也。五十一年，复援赦减等谪戍。叹曰：“吾不得复入此矣！”故例，谪戍者移顺天府羁候，时方冬停遣，李具状求在狱，候春发遣，至再三，不得所请，怅然而出。

——选自《四部丛刊》本《望溪先生全集·集外集》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我被关在刑部监狱里，亲眼看到死后从牢墙的洞口被拖出去的犯人，每天有三、四个，有位曾任过洪洞县令的杜君，站起来对我说：

“这是发生了瘟疫。现在天时正常，死的人还不多，往年多到每天要死十几个。”我向他询问原因，杜君说：“这种疾病非常容易传染，得了瘟疫的人，即使是他的亲属也不敢陪伴他同起同卧。而狱中设立了四个老监，每监分五个牢房。看管犯人的狱卒住在正中那间。他在前面墙上开一个窗户照明，屋顶开一个天窗通气。两旁四间则没有窗户，但是关押的犯人常常多达二百多个。每到傍晚就锁门，犯人的大小便都拉在牢里，臭气与食品的气味相混杂。到了寒冬，贫穷的犯人就睡在地上，春天一到，很少不生病的。狱中的老规矩，天快亮时才开锁。到了半夜，活人和死人脚挨脚、头并头而睡，没有办法回避，这样得传染病的人就多了。令人奇怪的是，那些大盗、惯贼、杀人要犯，却体质强壮，精力旺盛，被传染上疾病的十个中不到一、二个，即使有的得了病，随即又痊愈了。那些接连死去的，都是因轻罪被关押的人，以及被牵连作证而依法不该判罪的。”我说：“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坊，为什么刑部监狱关押的犯人如此之多？”杜君说：“近年打官司，案情较重的，京兆狱和五城御史衙门都不敢擅自判决；加上九门提督所搜捕查究的犯人，都归刑部拘禁。而十四司正副郎官中乘机营私者以及掌理文书的小吏、狱官、小卒，都把多关押人视作有利可图，所以，稍有牵连的人，一定千方百计拘捕到。一旦投入监狱，不问有罪无罪，必定戴上手铐脚镣，关进老监，使他们痛苦不堪，然后劝诱他们寻找保证人，缴纳保证金，才放他迁出狱外，狱官估计他家财产来定敲诈的数额，得钱后官吏就坐地分赃。中产以上的家庭，都倾尽家财去找人取保，次一等的人家，只求脱掉镣铐，住在监狱外的板屋，也得化费数十两银子；只有极其贫困而又无依靠的囚犯，则被铐得很紧，以作为样子来警告其余的犯人。有时同是一个案子，案情罪行严重的，反而能居住在监狱外，而罪轻或无罪的人却遭受其害。这些人忧愤积结，饮食起居又不正常，一旦染病，又缺医少药，所以往往死去。”我见皇上有爱惜生灵的品德，和以往那些好皇帝一样，每次审察判决书，必然能在被判死刑的犯人中寻求出一些可以放生的人，而如今无辜者竟然到了这个样子。假使仁人君子向皇上直言：除死刑犯以及发配到边远地充军的重刑犯外，那些罪行较轻以及受牵连还没有结案定罪的犯人，可以另外关在一座监狱里，不给他们上手铐和脚镣，这样，所保全而活下来的人能数得清吗！或者说：“监狱原有的五个牢房，定名为临时拘留所，让那些正在打官司而没有结案定罪的人住。这样即使

实行过去的规章制度，也可以稍有补益。”杜君说：“皇上开恩，凡犯罪官员住板屋；如今贫困犯人转到老监关押，而大盗中却有住板屋的人，这里面是可以仔细查究的啊！不如安置在另一所监狱里，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我一起被捕的朱老先生、姓余的青年，和狱中的同官县僧某，先后得了传染病死去，都是不应该判重罪的。又有某人因儿子不孝控告他儿子，左右邻居也被牵连关押在老监，呼天喊地一直到天亮。我十分感慨，并以杜君所说的话广泛核实，大家所说的都相同，于是我就写了下来。

凡判死刑的案件已经上奏的，刽子手就先等候在门外，叫他的同伙进去勒索财物，叫做“斯罗”。有钱的人就对他的亲属勒索，穷苦的就当面对本人说。如果犯人被处以凌迟，就说：“满足我的条件，就先刺心；否则，就先砍去你的四肢，心还不死。”有对那些被处以绞刑的，就说：“满足我的条件，一绞就死；否则，三绞三放再加上别的刑具，然后才让你死。”只有斩首的无法要挟，但是还要把砍下的犯人头作抵押品。因此，有钱的用数十两、上百两银子作贿赂，贫穷的也要卖光衣物；穷得一点钱都没有的，就按以上所说的处置。掌管捆绑犯人的差役也是如此，欲望得不到满足，绑时就先折断犯人的筋骨。每年秋天大决时，皇帝用朱笔勾过的约占十分之三四；未勾暂留的约占十分之六七，但都须缚到西市刑场等待命令。那些因捆绑而受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