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山人过春节，是极看重猪头的。那年我转业回家乡，过第一个春节的时候，就感受到猪头的重要性。一进腊月，不管熟悉不熟悉的人见了面不问别的，就问"有猪头了吗?"这样地问上你三次，你就不能不重视，为具有一个猪头而操心。还好，单位上分了猪头票，我即凭票买回一个。猪头买回来了，却又犯了愁：虽然那上面的毛大部分是拔过了，但个别地方，如耳朵里、眼圈儿上、嘴角边及皱纹里的毛却没拔干净，还须重新拔。而要拔，用钳子是肯定拔不光，那些细微的毛你捏不住，用烧红了的铁棍儿烙呢?猪毛的根儿又出不来。据说可用松香拔，问题是我和我爱人谁都没拔过，两人你靠我捱谁都不想动手，快到年根儿了，那东西还丑陋地在旁边儿等着。我爱人看见那个丑陋的东西就嘟囔："你还不拾掇啊?"

我为了提高她的积极性就说："这件事由你具体负责!"

她即说我无用，"连个猪头都不会拾掇，谁家不是男的干呀!"

"你干嘛不找个会拾掇猪头的呀?你当初可没声明对方须会从猪头上往下拔毛，还须会翻猪大肠儿什么的!"

她一下气乐了："没见过你这么又馋又懒还不讲理的东西!不会拾掇别买呀!谁买谁拾掇，谁吃谁拾掇，反正我是不吃!"

当时我已有十几年的党龄，加入党组织之后，我最大的长处是善于作自我批评。即检讨说："刚才是我不对!是我的错误!我拔就是了j"

我爱人就建议我到别人家看看，看看人家是怎么拔的，或者回忆一下小时候"你父亲是怎么拾掇猪头的，你是沂蒙山人，总该吃过猪头肉?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吗?"

她提到我父亲，我心情很沉重。我父亲在我七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在我对父亲的全部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有一年冬天我生疹子，父亲在炕头上抱着我跟我一个本家的二哥吵架的事。我那个二哥个子很高，牙很大，喜欢串门儿。他串门儿还不看火候，不管人家有事儿没事儿心情如何，去就靠到人家的门框上呲着两个大牙竖插着，也不打招呼，脸上带着"我站在这儿就行"的神情。屋子里的人要是说话，他就插两句言；屋子里的人要是正忙着，他碍着你的事的时候就暂时挪挪，尔后再站回去。他这

样堵在你的门口竖插着，用不上三分钟就把你堵得烦烦的，你有再好的修养也不行。他往常来我们家，总是照此办理，我父亲也没说过他。问题是那次天太冷，风挺大，还飘着雪花，他来到推开门就抄着手倚到门框上了。你知道，农村取暖条件差，房子还透风撒气，好不容易暖和一点儿，他竖插到那儿迎风户半开，冷风夹着雪花直往屋里灌，一小会儿就跟屋外差不多冷了，而生疹子是最怕冷风吹的。我父亲就火了，说是"你进来就进来，出去就出去，你倚着个门不进不出的算干什么的?"

二大牙就说："大叔你这是什么态度?咱翻身农民可不能学地主阶级，自己烤火，让贫雇农路有冻死骨!要注意团结，防火防盗，****，E恩!"

我父亲抄起一只鞋就扔出去了："你个**儿，滚出去!"

他嘟囔着"什么觉悟"走了。

他的好处是不记仇。大年初一，他照样跑来给我父亲磕了头，说许多过年的话，像前不久的事不曾发生过似的。

父亲给我印象最深的第二件事是过年煮猪头的时候，他让我们在旁边儿啃骨头。他坐在火炉旁，手上油渍麻花，脸上放着红光，说是"小孩是小狗，喜欢啃骨头"。啃骨头这件事，说出来不好听，啃起来幸福无比。那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在那之后的若干年里，我固执地认为春节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围着父亲啃骨头，而且不仅仅是啃骨头的本身，还在于啃骨头的那种气氛，那种心境。啃完了骨头，你有了一个概念：现在开始过年了。

却就想不起父亲是怎么拾掇猪头的了。

我回忆着父亲，神情黯然。正黯然着，我的老同学马立坚来了。他外号"美利坚合众国"，他曾将我很美好的一段感情扼杀于萌芽状态。具体怎么扼杀的，请参阅本人的另一篇小说《一个人和一个笑话》。过去的事不提了，他现在就是我的同事。我还忘了介绍我是干什么的了，我在县广播站当编辑，他在广播站干临时工，搞机务。我转业回来他见着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让你挖着了哩!"

"怎么挖着了?"

"你在部队当军官，转业回来又当干部，还不挖着了啊?"

我说是"我在部队当军官是吃苦拚命干出来的J你以为部队的军官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