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人来说，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等名字并不陌生。西方史学家、中国史学家或是波斯史学家对他们的记载很多，早已让他们声名远播。这些声名赫赫的蛮人突然闯进了历史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令古罗马、古印度、古中国猝不及防。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这些古文明世界就变成了一堆废墟。阿拉提等人的出现和消失都如此让人费解，因而现代历史学家们更愿意认同古代史学家们的观点--这几个人是给古代文明带来极大破坏的“上帝之鞭”。

但是，环境造就人，每个人都不能免俗，成吉思汗等一代豪杰也不例外。当我们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之后，也就不难发现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动机了。草原上恶劣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他们矮小敦实而灵活的身体，也给了他们攻无不克的本领。高原上凛冽的寒风，不仅雕刻出了他们极易辨认的面貌--满布皱纹的眼角、高高突出的颧骨、卷曲稀疏的头发，也练就了他们强健过人的体魄。他们过着特有的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游牧经济的危机决定了他们与定居民族之间的关系：一种表现为畏畏缩缩地借鉴和嗜血突袭交替出现的关系。

上述几位杰出的亚洲游牧民领袖，冲开了历史的束缚，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大感意外，但这未尝不是源于我们自身的无知。相比这三位因实现了征服世界的惊人壮举而为我们所知的成功者，历史上又有多少个“阿提拉式”和“成吉思汗式”的人物失败了呢？他们失败在没能建立一个占领亚洲四分之一领土，疆域从西伯利亚到黄河、从阿尔泰山到波斯的帝国。当然，这项成就的重要意义，也是不容否认的。在长达10个世纪的历史中，以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这三位杰出统领为代表的这支伟大的蛮族队伍，将他们的活动范围从中国边境扩张到了欧洲边境。

关于“野蛮人”这一称呼，我们应该做出一个严谨的表述。古典世界中提到的各种“野蛮人”，实际上都源于他们的邻居。比如，对于罗马人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凯尔特人是野蛮人；对于高

卢人来说，日耳曼人是野蛮人；对于日耳曼人来说，斯拉夫人是野蛮人；等等。同样，在古代中国，南方地区长期被黄河流域的中原人看作蛮夷之地。但是，受地理条件因素的影响，生活在上述地区的居民们慢慢接受了农耕生活的方式，摆脱了落后，逐渐融入了农耕社会，因此到了中世纪后半期，几乎整个欧洲及伊朗、印度、中国的物质文明发展都进入了相同的阶段。

不过，有一个重要的地带并没有经历这一变化过程，这个地带就是东起中国东北边境、西达布达佩斯之间的一片广阔的大草原，这片大草原沿着欧亚大陆的中部向北方伸展，西伯利亚的森林从它的北部边缘穿过。受地理条件的限制，草原上的耕地少之又少，因此大部分的草原人都只能像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人类一样，过着以蓄养牲畜为主的游牧生活。事实上，其中有一些部落（即生活在森林里的那些部落）还停留在马格德林文化（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时期的狩猎者阶段。因此，生活在草原和森林地带的人们仍然处于野蛮状态。这倒不是说他们就比生活在其他地区的人们低能，而是说，在这些地区，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当地人长期保留着那种早已被其他地区的人们抛弃了的生活方式。

当亚洲其他地区已经进入了先进的农业社会时，这些残存下来的游牧民族却在历史这幕大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相邻的各族之间产生了一种时代的落差，生活在公元12世纪的亚洲各个农耕族群，却有一群还停留在公元前2世纪的邻居。一支又一支游牧民族南下，带来突变与危险。蒙古的游牧民族只要南下就会到北京，吉尔吉斯草原过来的游牧民族则前往伊斯法罕。相比古代中国、波斯和欧洲的定居民族，匈奴人、土库曼人和蒙古人的确没开化，他们被定居民族亮出的武器吓倒，被玻璃珠和头衔吸引，恭敬地与耕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旱灾降临，当这些可怜的突厥-蒙古牧民跨过一个又一个干涸的水沟，冒着重重危险穿过荒芜的草原，终于来到耕地边缘，来到北其里（河北）或河中地区的门

户，注视着定居文明的奇迹，看到了成熟的庄稼、丰衣足食的村庄和繁华的城镇，不难想象他们心中的惊诧。然而，匈奴人却无法理解这种奇迹，或者说他们无法理解这种奇迹背后的秘密-维持这种繁荣所忍受长时间的辛苦劳动。如果受到蛊惑，他们就会像他们崇拜的狼一样，在天寒地冻时潜入农庄，隔着篱笆栅栏窥探他们的猎物，心中涌起闯进篱笆、进行掳掠和带着战利品逃跑的古老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