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灭掉突厥后，在塔里木绿洲上重建霸权。当时生活在塔里木绿洲的居民，尤其是住在吐鲁番、喀喇沙尔（焉耆）、库车和喀什等北部边境地区，以及住在南边的鄯善、于阗和叶尔羌一带的居民，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印欧人种。

丝绸之路沟通着中国、伊朗和拜占庭之间的贸易往来，而古代商道上的这些城市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们既是丝绸之路上的中转站，又是古代中国的佛教徒去往阿富汗和印度取经的路途中的驿站。玄奘作为取经人之一，详细讲述了城市的驿站作用。玄奘于公元629年从甘肃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的北线西行，沿途经过吐鲁番（高昌）、喀喇沙尔（焉耆）、库车（龟兹）、阿克苏（姑墨），接着又经过托克玛克（碎叶城）、塔什干（石国）和撒马尔罕（康国）。公元**4年，他返回中国的时候走的是南线，经过了帕米尔山、喀什（疏勒）、莎车（叶尔羌）、于阗、鄯善和敦煌。从玄奘的讲述中，可以了解到塔里木盆地的那些小国当时已经全部信仰佛教，而佛教在这些地区传播的同时，也使绚烂的印度文化在当地传播开来，以致梵语也成为当地除了方言之外的通用宗教语

言。而在此之前，这些地区使用的是各种方言，包括吐鲁番语、焉耆语、龟兹语（古吐火罗语A和B）

和“东伊朗语”（显然于阗方言是东伊朗语），不过这些方言都属于印欧语。

伯希和、斯坦因和勒柯克考察团所发现的手稿，证明了佛经是从梵文翻译成各种印欧语方言的（在北方使用的是两种吐火罗语；在西南方使用的是东伊朗语）。而另一种印欧语，是由那些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进入中国的商队传播过来的粟特语。从天山到罗布泊之间有一些宿营地，供赶路的人停留过夜，粟特语只在这一地区使用。伯希和在这一地区发现了一座这种类型的遗址，它是公元7世纪移居过来的索格狄亚那人的聚居地。前面提到过，来

自印伊边境的丝绸之路上的那些商队与商人们，以及佛教传播者们，他们共同把波斯与古印度的艺术带到了塔里木绿洲。在塔里木绿洲一带，在佛教文化的作用下，波斯和古印度艺术形成了奇特的组合，还融入了很多外来的因素，比如，希腊式佛教艺术、印度恒河文明，或波斯式佛教艺术，这些从库车附近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中可以看出来，它们可能属于哈钦命名的克孜尔Ⅰ期（

约公元450年-公元650年）风格，也有可能属于克孜尔Ⅱ期（约公元650年-公元750年）。在于阗以东的丹丹-乌里克遗址中发现的木简（约公元650年）上有一些佛画，这些佛画具有典型的萨珊艺术特征。最后，克孜尔Ⅱ期中发现的那些佛教壁画所具有的萨珊艺术风格与阿旃陀石窟中的印度风格一起，渗透到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穆尔吐克壁画和圣吉木壁画中。除了受到印度、希腊和伊朗的影响外，这些地区的壁画风格还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就像哈钦所观察到的那样，在库车附近的库木吐拉石窟的壁画中，能够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当然，最先让人感受到汉文化影响的，应该是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和更靠近边境的吐鲁番壁画群。

公元630年，玄奘西行时，正是这种高度融合的文明在丝绸之路的要塞地区（尤其是在龟兹）发展的全盛时期。在所有居住着印欧人种的戈壁绿洲中，印欧文明的特点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地区之一无疑是龟兹，这一点根据伯希和、斯坦因和勒柯克考察团所发现的大量用龟兹语写就的佛经典籍可以得知。库车（龟兹）这个名称的梵文音译“k

uchi”和中文音译“库车”都与“kutsi”的发音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有人推测“kutsi”是龟兹当地人所说的一种方言，也有可能是吐火罗方言。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一度被某些研究东方文化的学者称为“吐火罗语B”，被我们简称为“龟兹语”的这种特殊的印欧方言，已经成为一种书面语言。从公元5世纪到公元7世纪，有部分梵文经卷被翻译成了龟兹文。通过与佛教文明接触，龟兹分享到了印度文化遗产；而那些与波斯有往来的商队又使龟兹得以模仿波斯的物质文明。看起来，

龟兹似乎是一件完美的杰作，就像手稿和克孜尔、库木吐拉壁画中所揭示的那样，这种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居然成了切实存在。龟兹的表现堪称一流，毫无缺陷，简直是中亚地区类似于雅利安的一朵奇葩。而且这朵奇葩不是盛开在远离所有突厥-蒙古族游牧部落的地方，而恰恰是盛开在蛮族部落的边缘，更不可思议的是，盛开在即将被那些最不开化的落后的野蛮部落摧毁的前夕。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