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战争和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入侵比利时时候，兰芳王国继续维持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在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中坚持单边主义，拒绝多边的国际合作。以王华、严嵩等一批保守的封建士大夫，他们虽然也认为兰芳王国的繁荣和安全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欧洲息息相关，兰芳王国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已不可能。但是，他们反对徐阶的理想主义，反对兰芳王国外交政策追求世界大同化的目标。与徐阶让兰芳王国承担向海外”布道”的使命不同，他们认为，兰芳王国外交的任务是去参与对资源的争夺，保证兰芳王国国内的繁荣。他们对集体安全原则表示怀疑，也不愿意参与促进集体安全的努力，认为兰芳王国没有义务去维护其他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

在此时期内，兰芳王国政府两度否决国民议会参加欧洲战争，兰芳王国政府还在1548年8月通过一项全面反映孤立主义原则的中立法，禁止兰芳王国武器运往交战国，并禁止用兰芳王国船只运送此种货物。甚至在经济政策上，兰芳王国政府也拒绝通过参与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来解决欧洲的经济大萧条，坚持推行以邻为壑的单边主义，决不承担稳定欧洲经济的义务。

朱厚炜此时的心情并不好受，大明过来王华等人深受儒家的教义，中国曾实行孤立主义长达几百年。明朝在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颁布最早的海禁诏令。明成祖至明宣宗的郑和下西洋(1405-1433)后，实施海禁。1723年(雍正元年)，因与罗马教廷间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白热化，清朝政府开始禁教，不许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国内传教，被视为锁国的一部分。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

中国清代前期实行了”闭关自守”或”闭关锁国”政策的观点源于当时试图向中国推销其商品(特别是yb)的英国商人，卡尔·马克思曾在他的文章中接受了这一观点，后来这一观点于20世纪50年代纳入了当时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写入了教科书，并且形成了一个观点认为”明清时代闭关锁国”。从”海禁”、”一口通商”和其他限制性政策这三个方面看，即使是明清官方的政策也不是长期”闭关锁国”，从相关政策执行中实际的微观行为和宏观效果上看，同样不是如此。另外，明清两代，明朝虽然在明前期至隆庆开关时期近乎全面海禁，但仍然在十六世纪中期隆庆开关时开放了漳州月港一处口岸。不过粗略地说，明代开海时期约占75%，禁海时期约占25%。在yp战争前的清代，禁海时期约占15%，开海时期约占85%。

尽管明朝在明末失去了对海上贸易的控制，但海上贸易仍持续发展，郑氏集团的规模为此提供了充分证明。当时不仅日本、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穿上了中国丝绸，而且东南亚土著、墨西哥印第安人和黑人也都普遍穿着中国的丝绸与棉布服装。自康熙开海后，海上贸易量仍然保持着持续增长，康熙开海后的清代对海上贸易的监管较前代有效得多，相对于未进入官方视野的”走私贸易”，”合法贸易”的比例有所提高，这一时期海上贸易数量亦有持续增长的趋势，无论进出口商船和吨位数量，主要商品数量和种类，主要贸易对像国的贸易量，白银流入量，进出口总值以及海关税收，都体现了海上贸易的增长。

闭关锁国实际上是西方侵略者强加在清朝头上的贬词，反映西方国家不顾事实反诬清朝排外，就算是当时的西方各国的口岸也只容许本国船只进出，本国的进口货物只容许本国船或原产国船装运，并称之为”保护政策”，但又强迫其他国家洞开国门，任由他们自由离去和垄断，是双重标准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