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坤这娃儿小时命苦，5岁时丧母，后来父亲娶了个填房，但只过了一年就跟人跑了，说他们家太穷。

一年后，父亲又病逝，只剩下他与六十多岁的婆婆俩人相依为命，没有其它的亲人。婆婆由于没有什么文化，最多只能照顾他的生活，有口饭吃，学习上就无能为力了，所以在读书的时候，整天里与一些学习不好的同学上山打鸟，下河摸鱼，初中一毕业就自己回家不读了，婆婆也没办法。两年后，婆婆也去世了，留下他一个人。婆婆在弥留之际，把他喊到床边，拉着张坤渐渐长大的手，眼睛定定地看着自己这个唯一的孙儿，充满了牵挂和无力回天，离开了人世。

自从婆婆去世后，在镇政府、村、组干部和周围邻居的帮助下草草安葬的第二天，张坤就没有出过门，把自己关在四壁透光的泥瓦房里，那些玩伴再怎么敲门，他都当没听到，一周后的一个早晨，大约6点过，他藏好婆婆临终前留下的168元钱，拿起一根白色的蛇皮口袋，里面装了几件衣服裤子---其实都很破烂了，锁上门，告别了白云镇。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只是后来有人说他到了省城，也有人说他去了深圳，反正都不确定，很快，人们都不记得他了。

他走的那年十六、七岁，走的那天早晨是个夏天。太阳5点过就早早的出来了，照得白云镇热哄哄的。张坤搭上了去县城，后到梓阳市的班车，他也不知道去哪里。在梓阳下车后，就在车站附近转悠，也不敢跑远了。饿了就在小摊上吃碗面条；渴了，就找个不要钱的水龙头喝几口；天黑的时候就又回到车站，睡在不起眼的角落的椅子上。

这样过了三天，第四天的下午2点过，他确实涝的不行，看到面条都倒清口水，但肚子又饿的咕咕叫个不停，看看钱，一狠心，跑到附近一家小馆子-----在他当时看来是很高档了--点了一份烧白，一份回锅肉，一个汤，一大钵米饭，不一会儿功夫就风卷残云般没有了，那是他感觉这一辈子吃得最香的一次，以至后来他每天必吃烧白和回锅肉。

当他出门抬起头的时候，突然看见馆子的门口贴着一张招聘广告，写着“诚招礅子工”，他当时认不到“礅”字，也不知道“礅子工”是干啥的，但是要挣钱却是急迫的，于是他大着胆子，走到正坐在门口向里的一个眯午觉中年男子面前，结结巴巴说明了原因。中年男子抬起眼，迷迷糊糊的看了他几眼，往里间喊了一声：“杜师傅，这里有个找活路的。你看做礅子工要得啵？”

旋即从里间走出穿白衣服戴一顶白高帽子，双手在衣服上擦拭着的师傅模样的30多岁的男子。杜师傅前后左右的看了一番，又问了几句你是哪里人呀，多大了呀，以前在哪里干过呀，听完张坤胆怯的回答，最后转过脸向中年男子说：“老板，我看要得。”中年男子很爽快的说：“包吃包住100元一月。”就这样，张坤没有再回车站了，白天在馆子里上班，晚上跟杜师傅一起回到一个黑咕隆咚的出租屋的房间睡觉。如果没有后面的事情发生，张坤可能就是一个不错的厨子了。

三个月后的一天，大约一点过了，张坤正在里面切菜，外面来了两个人吃饭，师傅把菜炒好后，让张坤帮忙端出去，张坤看到两个人很面熟，仔细一看，是儿时的玩伴，叫“郑钩蛋”的，和他的父亲，背着大包小包，说是出去投靠亲戚在省城修房子。“郑钩蛋”真名叫郑勇，因为小时候也贪玩，一次掉到水井里，被路过的人用提水的竹钩拉起来而得救，于是伙伴都叫他“郑钩蛋”，反而把他的真名忘了。

他乡遇故人，于是张坤请“郑钩蛋”两父子吃了饭，走时，“郑钩蛋”要了一个联系方式，两个月后，来信也喊他去，他看看口袋里省吃俭用存下的几百元，就告别了饭店老板和师傅，到省城去了，从此他便跟到“郑钩蛋”的亲戚的建筑队北上南下修房子，十余年下来，工人换了一拨又一拨，最后连“郑钩蛋”都没有在那干了，但张坤还在那里，从拌灰浆的杂工做到了项目经理。年龄也从16、7岁长到了27、8岁，骨骼宽大、个子魁梧，加上多年生活的磨砺，帅气中透着同龄人少有的沉稳，当然腰包也鼓起了。

那年春节张坤还在深圳，也没有工程可干，走在街上，看到所有人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突然思念家乡的情绪从来没有如此强烈过，强烈到他根本无法控制，虽然他知道家里没有什么人了，但他就是想家，想儿时的玩伴，因为那是他童年的记忆。于是转身就到了机场，买了到省城的机票，下飞机后，再打的士回到了白云镇，站在以前家的老房子前，百感交集，在老房子出来后，就到县城住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