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想证明“什么是对的”，而不是“谁是对的”，那么生活的纷争就会少很多，生活也会变简单很多。

————斯宾塞“秦老弟久处金融中心，对我大清财政情况恐怕也知道不少吧？”荫昌问道。

从皇城到坊间，都说荫昌是出了名的会玩，此时手里又换了一只水烟壶，白铜壶面上雕刻山水城池，一笔“寿”字在牡丹背景下直刻到烟嘴处，烟雾中弥漫的富贵气派让秦浩恍然又如身在十里洋场。

荫昌举起烟壶，秦浩正欲向前凑去替恩相点火，猛然壶底雕的四爪蛟龙映入眼中，这种亲王贵胄才能有的标识顿时打醒秦浩，此时此是天子脚下，一激灵间，荫昌吐出的淡淡语调里平添了几分皇家威严。

“最近些年国家收入大幅增长，国库藩库充裕，是我大清之盛世”秦浩肃然答道。

这倒是秦浩的专业话题，尽管不在北京中枢，但因为上海已是国内金融中心，各类人物携带经济信息汇聚此地，详细的财政数字不敢说清楚，但一些明帐还都是心里有数。

满清开国起长达近二百年的时间里，财政收入规模由顺治初期的2428万两增至乾隆中期的4858万两，总量增加了一倍，乾隆末年后又略有下降。但是，考虑到顺康之际正处经济恢复的非常时期，这一增长速度又须大打折扣。

清初的赋税政策基本上承袭晚明，加之战争造成的经济衰敝，财政收入总量自然不可能达到应有规模。

若以大体相当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点进行考察，雍正以后直至鸦片战争之前，清廷财政收入规模一直在4000万两左右上下波动。同如此漫长的时段相比，这一发展速度可谓缓慢。

鸦片战争后十年内，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维持在三、四千万两左右。虽然在此期间产生了厘金这样的新税目，但为镇压各地起义而导致的军费开支膨胀部分地消耗了这一收入，这一时期清廷的财政收入大体应在5000-6000万两之间。

清代财政收入的飞速增长是在光宣之际，在光绪十二年(1886)之后的十年间，清廷财政收入始终保持在8000万两以上，比嘉道年间的4000余万两多了一倍。

不仅如此，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的岁入突破两亿两关口，用了五年时间便使规模又扩大了一倍。

1909年，全国财政收入接近3亿两（1885年为7700万两），其中农业税增至5000万两（1885年为3000万两），各种杂税约4500万两，商税则超过2亿两，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福兮祸所伏啊，依我看有了钱恐怕也就招来了祸”荫昌继续说道：

“中央有了钱，腰杆子硬了，眼里就揉不得沙了，所以摄政王就想要袁世凯的命向地方收权。

官员和百姓有了钱都知道洋务运动好，就谁也不愿再走锁国的老路和义和团民族运动那样的邪路，都一门心思的惦记着尽快立宪，好让洋务运动更进一步。”

这两年各省谘议局（晚清议会的称呼，作者注）代表联合请开国会已成了潮流，秦浩来京住的饭店同层的其它房间就住着各省谘议局的请愿代表。

“可这两步却是我大清的祸事啊。”

“哦，国家富裕了，百姓也富裕了还想着更富裕，这没什么不对啊？”秦浩不解的问道。

“刚就说过，政治本没什么对错，符合自己集团利益的就是对的，不符合自己集团利益的就怎么都是错的。”

“什么集团的利益是希望国家和百姓不富裕呢？”秦浩刚想张嘴问，马上又觉得不妥，生生的咽回了这句，低头等荫昌下面的说法。

“当年甲午战败，举国震惊，败给洋人还有异种人与我不同可以推脱，败给几千年来以我为师的日本，任谁也愤懑。”

荫昌继续道“老佛爷也知道不变法是不行了，招曹汝霖来面询何为君主立宪。”

“曹汝霖答，君主地位不变，且有国家法律保护世袭罔替，做皇上的可以一直掌权。这才让老佛爷动了心思，决心立宪。”

“曹汝霖蒙的了老佛爷，蒙的了我这样留过洋，去过立宪国家的人吗？”说到这里，荫昌似乎有点气愤。

“如果按立宪派的路子走下去，满人的统治权力迟早会逐步丧失，如果满人的利益一直得到合法保留，那就不能称其为立宪，而是假立宪了。”

“一边是都争这口财政肥肉中央要向地方收权，开罪了官员系统。一边是拖延宪政挡了士绅和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