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日本逼迫中央军退出华北，意在扶植华北伪政权，以期逐步侵略、控制华北之局，有以天津军为甚。

飞鹰队提着脑袋弄回来的重炮第四旅团旅团长芦田谦次郎少将，被从北平秘密押往南京，外交部喜滋滋的从军政部手里刚刚抢过芦田，还没捂热乎，正准备通过外交的暗中渠道，与日本先谈一拍看看。谁成想芦田谦次郎趁看护人员不备，用一根竹筷子自杀身亡。

一群猪头猪脑的文人立时傻了眼。

当外交部门懊恼无奈的通过暗渠知会日方领认尸首时，关东军和天津军的少壮军阀们俱都震惊不已，纷纷打探事情的来龙去脉。关东军内部更是刮起一阵狂风暴雨，堂堂帝国的将军，竟然被人家在大后方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生擒活捉，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一群对此事件一知半解的少壮派军人齐聚新京关东军司令部，嚷嚷叫嚣要求惩治无能的军中败类，矛头暗指司令官南次郎。

老谋深算的南次郎风浪见得多了，略一思考，挑了一位让这些人目瞪口呆的人物当替罪羊来消弭此事的影响。结果鼓捣飞狼计划的板垣征四郎成了此事的肇始者。

一物降一物，凭着板垣征四郎在少壮派军人堆儿里的威望，此次内部危机随手化开。但窝囊透顶的板垣自感面子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气急败坏的匆匆做了个简单的调查，几个佐级军官被迫剖腹自裁，其中包括北洋贞治郎大佐。这个刚刚在实战中对特种作战有所心得体会的倒霉蛋，死前还在后悔早知如此，还不如拼光部队拦截住那八个该死的支那人。

等到不久后稳稳的坐上了关东军中将参谋长位置的板垣征四郎，耿耿于怀的大笔一挥，连同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都被一股脑的锁入了档案室。

这些虽说是谈判桌面底下的事拿不到桌面上来，但恼羞成怒的日军据此加紧了侵略的步骤。

6月初，河北省政府被迫迁往保定，于学忠率领五十一军驻守保定。北平军分会政训处长曾扩情、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等被免职。但自觉很丢皇军威仪面子的日军仍不善罢甘休，又鼓捣出一份“觉书”稿逼何应钦签字，声称“是奉东京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之命办理，如不能实现，则无法复命。”何应钦一怒之下，离北平回南京找蒋中正委员长述职。

蒋介石深晓在日寇嚣张，国难日深，安内剿匪正炽之际，如何对部下安抚鼓励，劝慰有加。

“河北问题，忍辱应付，煞费苦心，极念劳瘁……在不妨害我国家独立之范围内，如以正常方式与我讲求国交之解决，我故不妨与之折衡；但如损及我历来根本之立场，断绝我他日复兴之命脉，则任令如何威胁，不能退让丝毫。逾此限度以上，即勿辞最后之牺牲；在此限度以下，务当尽力斡旋，始终忍耐，以减少一切之枝节。”

“总理以整个中国与国民革命事业，交付与吾侪中央诸同志，吾人丁此危难，生死且勿遑计，他更何所顾惜？由客观形势以言，正惟最后必须有吾人悲壮牺牲之一幕，故此时之委曲忍让，绝非苟求倖全，盖未至最后应牺牲之时期耳。

总之，牺牲之价值，必待至国脉民命之关键；否则徒逞一时之意气，置国家民族前途于不顾，以增个人民族英雄之虚名，此非吾人之所能为也。”

蒋介石一番对华北问题的原则性指导意见及感念何应钦苦楚的语重心长，令一心一意为主效忠的具有古臣贤相思想的何应钦感动不已。遂振作起精神，欲重返北平，支撑残局。

虽然他明知目下猖獗的日本军阀就是想把屈辱妥协的牌子重重的扔在国民政府的脸上，沉重的挂在他何应钦的脖子上，但武备准备期和剿匪关键期，他哪敢“因避免疑谤，或为求谅一时，而逞其意气，以增个人民族英雄之虚名”。

其实，在朝为官也好，在某一群体或单位谋事也罢，谁不懂得听从一把手的话呢？谁敢违忤一把手的命令或指着一把手的鼻子大骂其笨蛋加王八蛋呢？

人就是依附社会生存的一种生物体，极少数的人统治、驾驭、领导着绝大多数的人。谁都懂得生存之道。从做“君臣”的角度来讲，做臣子的有几个敢不服从“君”的命令的？

在长达十四年的抗战里，其中战争的接触准备期，华北之局的风霜雨雪，注定与当时中国的“九五之尊”蒋介石亲自挑选的代理人何应钦脱离不了纠葛干系的。

在仕途官场上，自古就讲求“食君之俸，代君之责”，一如商场和江湖中的“收人钱财，与人消灾”一样的道理。

君臣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江山开拓期和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