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的贸易第一次完全独立管理。

但是，这种“公行”的组织形式毕竟松散，而承担的责任又过重，10年后，当时建议开设“公行”的商人潘启，又建议关闭公行，理由是“公办夷船，众志纷歧，渐至推诿，于公无补”。这一建议，得到了官方的支持，两广总督李侍尧会同粤海关监督德魁批示：“裁撤公行名目，众商皆分行各办”。

这其中，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是行商们分工之后，“行商责成愈专，而政府课税亦愈重”，并且在连带责任下，造成单个公司的经营风险经常被放大为全行业的风险，为数极少的“保商”们承担了过重的责任，“行商倒闭破产不能完纳政府课税者续出”，不得不为行商们垫付税费乃至来自政府的其他勒索。

马士记载：“公行的行商们自然是惨受敲诈，1771年已经发现其中有很多家破产，此外还拖欠了应付给官方的款项。”为此，潘启等又用金钱开路，贿赂了李侍尧，取消了“公行”，但这笔费用最后由反对“公行”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