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格式化的知识分子。

八股文禁锢于孔孟的经义，又只取朱子的注疏，必须代圣贤立言，不许越雷池一步。它形式主义严重，诸如怎样破题、承题……都有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上也限定为五百或七百字。这一改革使科举制彻底沦为戕害人才的刑具，士人为了挣得功名，只能皓首穷经揣摩时文程墨，并无精力来思索书本背后的大义，因而顾炎武有“八股之害，等于焚书”之语。

在朱的制度设计下，知识分子只能按照他的标准成长。他们只能“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切者唯四子一经之笺、是窥是钻，余皆漫不加省”、“自四书一经之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思想受到严重的束缚，聪明才智被扼杀，“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强木不能对”。因此，在洪武年间，经常出现“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量重轻”的现象，以致朱元璋自己也不时哀叹：“朕即位以来，虽求贤之诏屡下，而得贤之效未臻。”

“朕临御三十年矣，求贤之心风夜孜孜，而鲜有能副联望。任风宪者无激扬之风，为牧民者无抚字之实!”

第八节 “一刀切”必然“一风吹”

在传统中国，数学是一门不发达的科学。函数、变量、概率之类的概念，对于传统中国人的大脑来说，是太复杂了点。人们习惯用加减法来思考问题，也就是说，用类推的方式把局部真理扩大到无限。中国的思想家们因此提出了著名的治国理念：一个人只要能修身、齐家，就有能力治国平天下，因为国不过是家的累加。

现代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中的荒谬。当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事物运动的规律就会发生质的变化。这个治国理念就如同天天向远处望，最终就可以练成千里眼的传说一样，是一个永不可及的神话。

问题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是这样思想的。因此，许多涉及系统论的复杂社会问题在我们中国人这里根本不是问题，用“只要……就”的公式可以“小葱拌豆腐”般轻松解决，比如我们曾经设想，只要每个人一年植几棵树，那么我国的森林覆盖率问题将不再成为问题；比如只要每个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么一年下来将会解决多少人的饮水问题；再比如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同理，我国的伟大圣贤们提出，如果老百姓都得到了很好的教化，把思想统一到孔孟之道上来，做大臣的都坚决服从君主，做儿子的都坚决服从父亲，做妻子的都坚决服从丈夫，三纲五常，那么天下就会熙然而治，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从而达到理想的尧舜世界。

“人心齐，泰山移。”从这个公式出发，“统一思想”就是治理国家的最关键所在。

被这个简单直接的定理所鼓舞，历代雄才大略的统治者都为“统一思想”而奋斗不已。可是很不幸，虽然圣人们几千年以前就指出了正确方向，可是几千年来尧舜世界却从来没有出现。这都是因为每个朝代，都有那么些人，不注意自我改造，顽固不化，阳关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他自寻，不能和朝廷保持高度一致，结果破坏了天下大治的大好局面。

虽然几千年来在追求理想社会的过程中一次次碰得头破血流，中国人却始终不信邪。

之所以不改“思想教育万能”的初衷，另一方面实在是因为这个方法简便实用，成本最低。然而，这个方法毕竟是治水中的堵，虽然可收获一时，却最终会被证明失败。

“一刀切”的结局必然是“一风吹”。这是中国式行政之式的弱点造成的。朱元璋的“化民成俗”运动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朱元璋办学过多过滥，且完全是在政治权力的强制之下办成，所以，这种学校教育的繁荣是一种典型的虚假繁荣，完全是朱元璋一个人意志支撑的结果。当他的注意力有所转移之时，学校即徒具形式。

以社学来说，在许多地方，建立之初就是流于形式，只选了校址，花了钱，收了回扣，最后有没有人来学，却成了最不重要的事，地方官吏甚至还借办社学来敲诈百姓，朱元璋自己即说：

有愿意读书而没有钱的人，地方官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而不愿读书的人则爱财卖放，纵其愚顽，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无暇读书却逼令入学。

府州县各级学校，因为官督力度减弱，往往就有名无实。到后来，许多学校“生徒无复在学肄业，入其庭不见其人，如废寺然”。朱皇帝大力兴办学校的一时之盛，在他生时即是无根之木，在他死后很快烟消云散。

“申明亭学习制度”也迅速沦为形式。就像任何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