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战功。

在三甲嶂战斗中，奉命增援杨得志红一团的是耿飚任团长、杨成武任政委的

红四团。耿飚这样回忆当时的紧急情形：接到命令后，我们从自己固守的那些堡

垒里撤出来，边跑步边整队。因为我知道：红一团历来是能攻善守的部队，不到

万不得已，不会临阵告急。

当时，我们距他们只隔两三座山头，敌机俯冲后正好从我们头上拉开。我令

部队扔掉一切负重物资，分三路朝烟火弥漫的三甲嶂猛进。当时正值大雨过后，

遍地泥水，马都设法骑，赶到三甲嶂右翼一师指挥所时，李聚奎师长已经等在那

里了。他顾不得打招呼，用手一指：“耿团长，你们顺山瘠上!”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命令，因为一团已经坚持了两个小时了，每一秒钟都是宝

贵的。我们以一营为突击队，一下子冲进敌侧翼，一师二团也从另一侧突上去了，三团作包抄，立刻形成一个包围圈。当时战场不大，互相之间可以目视。掌旗兵前导，十几个司号员吹起冲锋号，阵势形成。一团见援兵到，士气大增。战士们跃出战壕，从正面压过来，只有这种集中优势兵力，与敌人近战、肉搏战的战法，才能发扬我们的长处。敌三个师的兵力，刚才还气焰嚣张，这下即将成为瓮中之鳖，他们眼看形势不好，仓促撤退，溃不成军。

然而，个别战斗的胜利，挽救不了第五次反“围剿”整个战局的被动局面。

三甲嶂战斗，虽打击了陈诚的气焰，但并不能有效地遏制其推进。凤翔峰防线失

守后，不但苏区东北门户建宁洞开，就是北大门广昌也危在旦夕。

血的教训，促使林彪、聂荣臻进行了深刻反思，并电告中革军委，提出了

“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

军委很快回电了。对林聂这种有局限性的建议，军委也未能接受。军委复电，

只承认林聂在原则上是对的，同时告诫他们要坚决服从军委命令，并以种种理由，否认军委在战术指导上有错误，更不会承认是战略方针错误。

红军仍然进行着耗大于补的被动的堡垒战，陈诚大喜过望，将北路军推进至

黎川南部康都一线，直逼苏区北大门——广昌。

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李德、博古亲赴前线，“御敌于国门之外”

前线一天天吃紧，瑞金沙洲坝那栋“独立房子”变得异常繁忙。“独立房子”

的主人、洋顾问李德也愈发坐不住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李德才是奥匈帝国的一名小兵。两年后，

李德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德加入红军，

开始了革命生涯。在鏖战中，李德作战勇敢，晋升为骑兵团参谋长。

1919年，李德成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在慕尼黑参加过街垒战。他曾两度被捕。

1924年，他在德共中央从事情报工作。1929年春，李德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

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他毕业时接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命令：到中国去，担

任军事总顾问施特恩手下的一名顾问。于是，李德怀揣着奥地利护照，登上火车，横穿西伯利亚，经东北来到上海。

李德之所以被选中派往中国，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有过街垒战经验，

而当时统治中共全党的王明路线正在搞“城市中心论”、“夺取城市”，很

需要“街垒战专家”的指导；二是他会俄语、英语。便于在中国工作；三是他有

过地下工作的经验。

其实，李德从上海派来江西时的使命只是一个没有什么权利的顾问。但一至

瑞金，博古因不懂军事，将军权拱手让出，才使之成为凌驾于中革军委和红军总

部之上的“太上皇”。

李德后来返回德国。1973年，他写成《中国纪事》一书，全面回顾了他在中

国的经历。李德在《中国纪事》上说：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

封电报。1933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