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次书记处会议主要是总结广昌战役，所以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和广昌战

役策划者出席了会议。dashenks.com他在回忆这场初次正面公开交锋时写道：洛甫在军事上没

有经验，但对军事著作比较熟悉；他盲目地接受毛的论点，而他的表达能力却比

毛好，因此容易获得听众，尤其是他避免了毛在讲话中一直带有的那种民族主义

语气。洛甫和博古之间，由于广昌战役发生了

激烈冲突。洛甫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条件下，根本就不应该作

战。博古反唇相讥，说洛甫采取了1905年莫斯科起义以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采取

的态度，当时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典型的孟什维克名言：“人们根本就不应该拿起

武器。”同时博古提醒洛甫，关于广昌战役的决议，当时经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

一致通过，洛甫和毛也是同意的。

面对出乎意料的博、洛之争，周恩来、项英等人没有表示意见。

这次会议，几乎是博古和张闻天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毫不相让，唱完了

一台不欢而散的戏。

但博古对李德的信任却丝毫未减。

这一次书记处会议后不久，李德受中革军委的委托，制定了1934年5 月～7

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

这个计划要求：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

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

这个计划还包括：储备粮食，冬装，新建兵工厂，加强武装动员工作及部队

的整编等等。最后，还草拟了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给了军队

的高级领导人。

5 月～7 月的军事计划，已提出了“大转移”，即后来长征的初步意向。

“大转移”的问题，在5 月下旬的第二次书记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会议批

准了5 月～7 月的军事计划，同时决定把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寻求外线作战。

用李德自己的话来说：“此时此刻还要寻求在苏区内进行决战是毫无意义的。”

大决战伊始，李德和博古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提出所谓新的

军事原则，即打堡垒战、阵地战、短促突击，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到如今

不过半年工夫，红军节节败退，苏区日见缩小，当初的豪言壮语仿佛痴人说梦一

般。

但博古、李德并没有从一连串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从主观上找原因，相

反，认为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敌人过于强大，苏区物质条件不好。但事实是：从力

量对比来看，第一次反“围剿”，敌军十万，红军不足四万，敌我力量是2.5 ：

1 ；第二次反“围剿”，敌军二十万，红军仍不足四万，是6 ：1 ；第三次反

“围剿”，敌军三十万，红军三万多，是10：1 ；第四次反“围剿”，敌军三十

余万，红军四万多；是8 ：1 ；第五次反“围剿”，敌军五十万，红军四万多

(未计地方武装)，也是10：1.另外，第五次反“围剿”时有十九路军在福建和

蒋作战，还有广东军阀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威胁。第一至四次反“围剿”

时，则无此有利条件。

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下，中央政府领导后方倾尽一切力量支援前线，

支援红军，基本保障了前方的物资、粮食和兵员供给。

由此可见，李德、博古为自己推诿的理由难以成立，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5 月下旬的书记处会议，李德提出的“大转移”，并非后来“二万五千里”

那么遥远，只是迫于内线作战失利，而企图到湘西会合第二、六军团，寻求无堡

垒的外线作战而已。

其实，寻求无堡垒区域外线作战，早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初，毛泽东、彭

德怀等人就提出过。前前后后，还不只一次，但都被博古拒绝了。

博古、李德、周恩来——至高无上的“三人团”

“大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