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上，都需要苏俄提供强有力的支援。yuedudi.com争论的焦点在联共。

汪精卫同意联俄，反对联共；

廖仲恺则赞成联俄联共，认为既联俄，就必须联共；

胡汉民介于汪、廖之间。

应该注意一下胡汉民。他的论点十分奇特：“无政府主义者离我们比较共产党员更要远些，对待无政府主义者尚且如此，容纳共产党员人党有什么可怕的呢？”

他向孙中山建议，先对共产党人有条件地收容。条件是“真正信仰本党的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收容以后再有依据地淘汰。依据是“发现了他们有足以危害本党的旁的作用，或旁的行动”。

胡汉民的观点对孙中山影响很大。后来孙中山采纳有条件联共的主张，不同意实行党外合作，坚持让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主要就是出自胡汉民。孙中山认为最理想的，是先用共产党人的力量改造国民党，再用国民党人的纪律约束共产党。

他既联俄，又不相信中国可以走俄国人的道路。既联共，又不相信红色政权可以在中国建立、生存和发展。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这里陷入了两难。

1923年11月，在国民党“一大”前，邓泽如、林直勉等十一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名义呈给孙中山一份《检举共产党文》，指责共产党人“此次加入本党，乃有系统地有组织地加入”；“实欲借俄人之力，耸动我总理，于有意无意之间，使我党隐为彼共产所指挥，成则共产党享其福，败则吾党受其祸”。

党内合作本是孙中山自己的主张。所以他在批语中维护共产党人、批评了邓泽如等人疑神疑鬼的话。但孙中山还有另外一些批语，在我们自己编纂的史料中却不多见了。

在今天一段我们基本不引用的批语中孙中山说，先前共产党人“所以竭力排挤而疵毁吾党者，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乃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学问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愚，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看来，马林与孙中山的谈话和所提的建议都被孙中山认为是“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学问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愚”、“故为我纠正之”的表现。所以他对邓泽如等人表示，共产党人“既参加吾党，自应与吾党一致动作；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第一次国共合作，就在这种复杂的心理因素和组织因素之下开始。

1924年1月，由孙中山主持，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几乎占委员总数的l/4。谭平山出任组织部长，林祖涵出任农民部长；在国民党最强大的一个执行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当了组织部长胡汉民的秘书；恽代英则当了宣传部长汪精卫的秘书；文书主任邵元冲未到任前，毛泽东还代理了执行部的文书主任。

在共产党人表面获得的成功之中，国民党“一大”新设立的一个组织却被共产党人忽略了。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把共产党人忽略了。

这就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国民党组织松散，历史上从来没有专设监察机构。同盟会的司法部，中华革命党的司法院、监察院，都未真正行使过职权。其实际职能仅是“赞助总理及所在地支部长进行党事之责”。1912年组建国民党时，连司法、监察的条文也未罗列。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党章，却专门设了第十一章《纪律》。孙中山、胡汉民在会上特别强调了纪律的重要。胡汉民专门作了说明：“嗣后党中遇有党员破坏纪律，或违背主义，当加以最严厉之制裁。”

这一章专对准共产党人而来。

执行纪律的操刀者，即中央监察委员会。

国民党“一大”选出中央监察委员5人：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

10名中央监察委员中无一名共产党人。

孙中山允许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部长，却不允许他们成为国民党的监察委员。他想通过中央监委执行纪律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有所防范，所以才有了10名监察委员全部由国民党员担任的精心安排。

从实质上看，国民党的联共政策是联俄政策不得已的产物。孙中山希望随着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