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估了蔡廷锴的作战意志与决心。

红军领导人不知道，与蒋介石不同的是，蔡廷锴在日本人面前照样很硬。

高兴圩血战后一周，“九一八”事变爆发。蔡廷锴在赣州率部誓师，要求抗日，反对内战。率十九路军驻防上海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大量增兵。1932年1月22日，日本领事村井提出要十九路军后撤30公里，蔡坚决不允。1月24日，军政部长何应钦来沪与蔡面谈。

何说，现在国力未充，敌方提出要我后撤，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起见，只有不得已忍辱负重。十九路军可后撤，政府拟以外交途径解决。

蔡说，驻地是我国领土，撤退殊无理由；政府要撤，请不限于敌方要求，调我全军离开京沪路，我当绝对服从。

何应钦碰了钉子，张静江便出马，约蔡廷锴在杜月笙家面谈。张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望体念中央意旨，避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

蔡廷锴一听这话，脖子一挺说，上海是中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帝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张先生也是中国人，请接纳此意，向蒋总司令报告。

有蒋介石老师之称的张静江，平素在国民党圈子内颇具权威，却在这个敢死队出身的蔡廷锴面前闹了个大红脸。

“九一八”事变留给中国人的是屈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词曲悲切，事实却更悲切：19万东北军面对19000关东军，不战而退。丢了东三省，张学良向全国老百姓交代的，仅凭手中一纸蒋介石的不抵抗电报。

“一?二八”事变却让日本人看到了抗争。日本人面前不再是张学良，是敢死的蔡廷锴。

日军先以舰队司令盐泽幸一为攻击总指挥，连攻不克；一周以后撤盐泽幸一，换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又不克，主力久留米混成师团还受到重创；再撤海军的野村，换陆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接任；植田的总攻计划再被粉碎，日本政府不得不改派在田中内阁任陆军大臣的白川义则大将亲往上海接任指挥。

白川义则最后又被朝鲜人尹奉吉扬手一颗炸弹，炸死于上海。

“一?二八”事变令日本人损失惨重。张学良如果也有蔡廷锴那样令日军走马灯一般撤换指挥官的纪录，对白山黑水的东北乡亲不是更好交代一些？

遵令撤退的张学良。不得不在国人一片指责声中，出国“考察”。

违令抗战的蔡廷锴，蒋介石却不得不在他胸前挂上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一?二八”抗战后，十九路军被调防福建。

这样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在第五次“围剿”中打出抗日反蒋旗帜，给红军打破“围剿”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如此有利条件，是前几次反“围剿”中没有的。

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最紧张的，就是这次事变。对苏区的“围剿”几乎全部中断。“围剿”主力北路军不得不抽出九个师，加上宁沪杭地区抽调的两个师共计十一个师，由蒋鼎文指挥分别从江西和浙江进入福建，进攻十九路军。

蒋介石真正把家底子都拿上来了。苏浙皖赣地区再无多少兵力可调。

毛泽东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说红军当时“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就是依据福建事变后出现蒋管区防务空虚的情况。

蒋介石不担心他压不垮蔡廷锴，担心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每天晚餐后，他都要找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和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林蔚。问题就一个：是否有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情报。他叮嘱晏、林二人，要密切注意双方动向，每日派飞机空中侦察。

一直未发现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征候，蒋这才慢慢放下心来，决定亲自飞往建瓯，指挥收拾十九路军。

未想到还没走便发生了第三次危机。

没有考虑到彭德怀奔袭浒湾、没有考虑到蔡廷锴发动“闽变”的蒋介石，也没有考虑到宋美龄在临川发现了他的腌菜罐。

跟普通人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