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使我愣了愣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也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打电话来请示的是第四军军长许世友。

也不同意红军打红军的陈昌浩，在那封给彭德怀的信中火气十足：“胡为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立即率队返回阿西”。

彭德怀把陈昌浩的信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

“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我想他们总会觉悟的。”

北进中再次出现险情。险情出自徐向前回忆中何畏向陈昌浩的报告。

何畏是红军大学政委。陈昌浩从他那里知道红军大学也跟着北上了，立即命令他们停止前进。红大的学员主要来自四方面军，接到命令便停了下来。毛泽东等人走在红大前面，见他们停下来了，便也停下来，想问个究竟。

来传达命令的是红大教育长李特。李特当过四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脾气急躁，身上从不离枪。他带着人追赶上来，问毛泽东：张总政委命令南下，你们为什么还要北上？

跟随李特的几个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按着扳机，气氛十分紧张。

毛泽东冷静地回答：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北面敌人则较薄弱，这是其一。第二，北上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

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对李特说：“彭德怀同志率领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在此两军对峙、千钧一发之时，毛泽东再次抬出了彭德怀。

李特脾气暴，彭德怀脾气更暴。彭德怀在红军中有猛将之威，这一点连李特都十分清楚。毛泽东这些话使他不能不有所顾忌。

李特没有轻举妄动。他只是带回了红大中四方面军的学员。

毛泽东对这些又将南返的学员说：“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还要回来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

南下的红大学员，在毛泽东的视野中远去了。

北上的毛泽东，在红大学员的视野中远去了。

会师刚刚三个月的两支主力红军，在北上大门之前分道扬镳。

由此把第二个9月9日，深深浇注进毛泽东的生命。

第三个9月9日，是1976年9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这天下午4时向全世界沉痛宣告：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去世。

三、山丹丹花开

1923年11月，托洛茨基对访问苏俄的蒋介石说，国民党应该“北上，因为北方有更便于共同行动的条件”。

当中国工农红军开始北上万里长征之时，蒋介石是否还记得托洛茨基这句话？从这句话里他能得到什么启示？

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军事问题致电中共中央：“我们肯定红四方面军的主力转入四川是对的，认为在四川、陕南和尽可能在通往新疆的地区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