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我负责。因为是我提出来的，前后方同志们同意的。”我的话在那次会上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程子华1954年在西北问题座谈会上就这样讲，实在难得。我们就是因为少有程子华这样直露真情的人，使多少不应陷入迷雾的问题，最终陷入了迷雾。

朱理治无疑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作为陕甘晋省委书记，他当然应负主要责任。但当时陕北肃反情况相当复杂。

有老问题、老矛盾。如中央驻北方代表与陕北省委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引起的陕北特委和陕甘特委的矛盾；也有新问题、新矛盾。一是陕北党的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土改问题，党组织的发展问题和地方政权的建设问题，等等；一是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的分歧。

两支红军的矛盾，最初表现为会合后的人事安排，继而是应采取的战略战术。红二十五军能打硬仗，战斗力强，干部军事素质高，但在新环境中人地生疏，红二十六军则基本还是游击队性质，不擅长正规作战，但人熟地熟。两军合编作战，必然在如何用兵、攻击何处等问题上产生分歧。在各自都坚持扬长避短的时候，就容易使对方感到有些强人所难了。

再加上两支红军以前素未谋面，都长期处于敌人包围，在极端艰苦复杂条件下战斗，不能不对周围保持高度警惕。二十五军未到陕北，就听到二十六军混进了陕西省委的右派，二十六军则传说二十五军是杨虎城派来的假红军。这些因素加到军事方针的分歧上面，必然使原本不复杂的局面变得复杂起来。

再加上一个在鄂豫皖苏区就擅长肃反、擅长逼供的戴季英。

我们说成功是一分一分累积的结果，挫折就不是一分一分累积的结果了吗？让一个刚到陕北两个多月的28岁的省委书记承担全部责任，能完成对挫折的彻底借鉴了吗？

历史最无情，历史也最有情。

历史证明：刘志丹、徐海东，都是中国革命的大英雄。

刘志丹等人创立的陕北根据地，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前后整整一年二万五千里的寻找中，终于找到了一个落脚点。

刘志丹几次遭难。1932年底，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曾指责谢子长、刘志丹“有反革命阴谋”，实行“土匪路线”，同时撤了刘志丹和谢子长二十六军正副总指挥职务。刘志丹在部队没有职务，行军时背黑锅，干炊事工作。后来叛变的倒是杜衡本人。

毛泽东、张闻天都要求快放刘志丹。

在肃反问题上，毛泽东也有深刻教训。主要是江西苏区打ab团。

老将军萧克回忆说：

“一、三军团打ab团是在1930年11月上旬从赣江西岸过到赣江以东之后开始的。首先是总政治部，接着就在各军各师开始了。……我们师打ab团也是这时候开始的。记得刚到宁都，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人，其中有师政治宣传队队长和一个宣传员，这两个人是福建人，闽西苏区游击队编入红军的。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俩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俩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到11月底12月初，共抓了一二百人。”“总计四军共打了一千三四百人。当时四军总人数七千多人，所打的ab团相当于全军人数的五分之一”。

当时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他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写道：“此次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人以上，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若不严厉捕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

三万人的一方面军竟然“破获ab团四千四百人以上”，肃反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1956年9月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对与会者讲“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指的就是1930年打ab团。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了起来”，这是毛泽东的肺腑之语。正是有了这个教训，所以到了陕北发现肃反有偏，便马上提出放刘志丹。

以董必武为首的五人委员会在张闻天的领导下，迅速查清了问题，放出了刘志丹等同志。周恩来在直罗镇战役后回瓦窑堡接见被释放的同志，刘志丹一进门便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热情地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并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