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来望着她父亲，她头上那盏灯拉得很低，那荷叶边的白瓷灯罩如同一朵淡黄色的大花，簪在她头发上，深深的阴影在她脸上无情地刻划着，她像一位早衰的热带女人一般，显得异常憔悴。180txt.com”

可见这种恐惧和父权的压力，对张爱玲而言不仅仅是肉体的戕害，也造成她精神上的惊慌不安。因此早在她被父亲囚禁逃出后不久，她就把这经过写成英文，投到《大美晚报》(evening post)去发表，那是刊登于一九三八年的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一文。据张子静说，父亲看到了姐姐的这篇控诉，大动肝火，但也无可奈何!而当张爱玲成为当红作家后，她又把这件事细说一遍，这便是一九四四年七月刊登于《天地》月刊第十期的《私语》一文。

张爱玲以文字还击她的父亲，置其于难堪之境。从此我们不难看出张爱玲对其父亲的不满和痛恨。因此我们在《金锁记》看到那个患了“软骨症”的姜二爷，除了作为一个称谓、一张遗照外，始终不曾在本文中显身。学者邵迎建认为“这块丧失行动机能，仅残存着繁殖功能的‘没有生命的肉体’，隐喻着政治上被去势的清朝遗臣姜家——在政治舞台上失去权力，依靠权力所获得的遗产金钱苟延残喘，如同一堆没有骨头正在腐烂的肉”。

张爱玲的鞭笞可谓正中要害，道道血痕。在那“最后的贵族”中，由于“祖”的缺席，父权又不可逆转地衰落，母亲要不然失去面目，要不然成为“疯女人”——父权的代言人，而生活在这充满鸦片的浓香、空洞而昏暗的“大宅门”中的儿女们，有的似疯非疯地苟活着，更多的在徒劳地逃避，他们一无出路，只有“一级一级走向，那没有光的所在”，“苍凉”成为张爱玲小说的主题。

第五章 几番风雨海上花1

她再度“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这次再也没有回头了!

她挥别心系的上海，挥别亲人，更挥别了爱情，让它此情可待，让它一切成惘然。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书中说：“抗战胜利后的一年间，我姐姐在上海文坛可说销声匿迹。以前常常向她约稿的刊物，有的关了门，有的怕沾惹文化汉奸的罪名，也不敢再向她约稿。她本来就不多话，关在家里自我沉潜，于她而言并非难以忍受。不过与胡兰成婚姻的不确定，可能是她那段时期最深沉的煎熬。”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无疑是意味着和平与安全的到来，但是这种感受却并不属于张爱玲。她甚至在早几个月前发表于《天地》月刊第十九期的《我看苏青》一文中，就预感到：“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同年十一月，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由司马文森编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将她和张资平、关露、潘予且、苏青、谭正璧等另外十六个作家列名其上，书中列数她的“卖国行为”、“罪恶事例”，指责她在《杂志》、《天地》、《古今》等“汉奸”刊物上发表文章，还参加一些亲日性质的文化活动，像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由《新中国报》主办的“纳凉会”等等，更为严重的指责是说她出席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南京举行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我们知道张爱玲在走红的两年间，作品主要发表于《新中国报》系统的《杂志》月刊、《新中国报》副刊“学艺”、苏青主编的《天地》月刊、柯灵主编的《万象》月刊、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月刊、周黎庵主编的《古今》半月刊、周班公主编的《小天地》月刊和由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创刊后来编辑部移到上海的《新东方》月刊及由胡兰成创办的《苦竹》月刊等九大刊物中。

其中除了《紫罗兰》及《万象》外，几乎都是与日伪有染的文学期刊《杂志》，其中《新东方》是由曾任汪伪政治局局长的苏成德负责的，张爱玲投稿该刊可说是胡兰成牵的线，而《苦竹》更是由胡兰成所创办的。因此作家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就说：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于文学而在于为自己撑场面。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