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字简约，然而嫌恶之情，溢于言表。yueduye.com不过，他们之间有经济上的纠葛，胡兰成又对沈启无在他的情人小护士周训德面前说他的坏话一事，耿耿于怀，他说：“第二天我与启无从报馆回来，在汉阳路上走时，我责问他：‘你对小周怎么说话这样龌龊!’启无道，‘小周都告诉你了么？’我叱道，‘卑鄙!’他见我盛怒，不敢作声，只挟着公事皮包走路，仍是那种风度凝庄，我连不忍看他的脸。两人如此默默的一直走到医院，我走在前面，他跟在后头，像拖了一只在沉没的船。启无从此惧怕我，出入只与永吉同行，有几次我在汉水渡船上望见他们两人已上岸先走了，像红楼梦里的一僧一道，飘然而去。”胡兰成的记述是难以全拿来当信史看的，况且他本身就是一个无行的文人。《小团圆》中“她看见他眼睛在眼镜框边缘下斜溜着她，不禁想到‘这人心术不正’”，显然地张爱玲受到胡兰成极大的影响。

关永吉(一九一六~二八)，原名张守谦，笔名张岛。为华北沦陷区有影响的小说家、乡土文学的提倡者。一九四四年秋，去南京觅职未果，十一月初赴汉口任《大楚报》编辑部长。当时《大楚报》社，是武汉地区沦陷时期文艺书籍的重要出版单位，从一则“大楚报社新书”的预告，我们看到有“新评论丛刊”：《中日问题与日本问题》(胡兰成著)、《文明的传统》(胡兰成著)、《我所见到的中国》(傅天行著)。“快读文库”：《苗是怎样长成的》(关永吉著)、《倾城之恋》(张爱玲著)、《怒吼吧!中国》(王陵改编，俄国同名剧本)、《组织就是力量》(大楚报社论集)、《与武汉市民同在》(大楚报社论集)。“南北丛书”：《思念集》(开元著)、《怀狐集》(吴公汗著)、《镇长及其他》(关永吉著)、《牛》(关永吉著)、《奴隶之爱》(袁犀著)、《某小说家手记》(高深著)等书的预告。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在汉口大楚报社以“大楚报快读文库”之一出版。

张爱玲与路易士

张爱玲与路易士的关系，也是因胡兰成而起的。胡兰成在《路易士》(收入一九四四年一月上海中华日报社初版的《文坛史料》)文中说：“我和路易士相识，已有六年之久。”据王宇平的考证，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路易士回昆明去接了家眷来，在香港学士台下面的一层桃李台找到了房子，先住十号，后来搬到二号。同年冬天，胡兰成也搬到了学士台，他在上海沦陷后被调到香港的《南华日报》担任主笔，同时在蔚蓝书店兼职。路易士经杜衡介绍结识胡兰成。王宇平《学士台风云——抗战初中期内地作家在香港的聚合与分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二七年第二期。

《小团圆》中提到邵之雍资助一个画家和一位诗人，诗人即路易士。路易士在《纪弦回忆录》中也说过胡兰成对他的帮助：“他知道我很穷，家累又重，离港返沪，已身无分文了，于是使用适当方法，给我以经济上的支援，而且，尽可能地不使我丢面子——例如暗中通知各报刊给我以特高的稿费；逢年过节，和我夫妇的生日，他都会派人送来一份厚礼，除了蛋糕，还有个红包哩。”一九四二年秋天，路易士到南京看望胡兰成，希望能给他解决生活问题，胡兰成便安排他任伪“法制局”秘书一职，但为时不久。路易士曾组织南京、上海、北京等地青年诗人成立“诗领土社”，出版《诗领土》杂志。我们看后来胡兰成办的《苦竹》第一期，除了胡兰成和他用化名写的大量文章外，就只剩下张爱玲的《谈音乐》和炎樱的《死歌》及路易士的“诗四首”——《大世界前》、《不唱的歌》、《真理》、《看云篇》。在《苦竹》这可说是胡兰成个人的杂志中，路易士还是被看重的。

张爱玲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发表在《杂志》的《诗与胡说》中说：“我想起路易士。第一次看见他的诗，是在杂志的‘每月文摘’里的《散步的鱼》，那倒不是胡话，不过太做作了一点。小报上逐日笑他的时候，我也跟着笑，笑了许多天，在这些事上，我比小报还要全无心肝……”张爱玲又说后来读到了路易士的好诗，也就容忍了他“一切幼稚恶劣的做作”。她认为“路易士的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样的洁净，凄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没有时间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一日，上海《东方日报》有一则小方块，标题是《张爱玲赞美路易士》，云路易士的诗既蒙当红女作家赞美，必定是好的，可惜自己看不懂：“近代新诗的进步，大概就是在令人难懂上面出颜色，张女士能懂得而加以赞美，此所以能成就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