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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双方在对美政策上矛盾越来越大，成为两国国际战略分歧的主要内容。由于中美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反对美国威胁一直是中国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核心，而赫鲁晓夫上台后，加紧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力图将中国外交纳入其全球战略轨道。中苏两国国际战略的分歧与对立，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双方国家利益的根本冲突。

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马祖，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处于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状态。苏联不顾危机的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对此深表不安和不满，唯恐小型战争、局部战争会“迅速蔓延为世界大战”，从而使“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蓝图化为泡影。于是在民族利己主义的支配下，苏联于1959年6月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及其生产技术资料，以此向中国施加压力。同年8月，正值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中印边境爆发武装冲突。苏联为了迎合美国的立场，确保美苏最高首脑会议的顺利进行，竞不顾事实真相以及中国方面的多次解释和劝阻，于9月9日发表塔斯社声明，声称对这一“令人痛心”的事件持中立态度，并谴责“某些政治集团和西方国家的新闻界”企图“阻碍国际紧张形势的缓和”，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使形势复杂化”。9月13日，苏印签订了苏联为印度第三个五年计划提供3.75亿美元贷款的协定，比原定的援助额增加了一倍。苏联这些孤立中国、偏袒印度的做法不仅背离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且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这种釜底抽薪的做法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利益。

中苏两党的分歧，经过一段若隐若现的发展，于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后完全公开化。这种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无理地要求中国的内外政策服从其利益需要，甚至不惜以牺牲中国的主权为代价；而中国党和『政府』则坚持独立自主，坚决维护其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这就使得中苏关系几乎完全丧失了回旋和妥协的余地，而最终走向冲突与对抗。

1960年2月，华沙条约成员国会议宣言指出：“当代国际生活的主要问题是，能否完全避免新战争的威胁，在目前条件下新战争会导致亿万人的死亡和整个国家的毁灭。”作为观察员列席会议的中国代表明确表示不同意大会宣言的这种说法。同年4月，《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联合发表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指出：“帝国主义战争会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牺牲”，但是胜利的人民“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出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显然，中苏两党在战争与和平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观点是尖锐对立的。

1960年6月，51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三大”。赫鲁晓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攻击。在会议前夕，苏共散发了《苏共致中共的通知书》，全面攻击中共。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带头组织对中共的围攻。他攻击中共“要发动战争”，宣称不能把核武器交给中国，指责中共是国际共运中的“宗派主义”，是“假革命”，甚至说不听苏共的话“还叫什么『共产』党”，并威胁说：中苏两党必须一致，否则苏共就把分歧公开，企图以此孤立和压服中共。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同苏共领导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6月26日，中共代表团散发了书面声明，以严厉的措辞点名批判了赫鲁晓夫，明确指出中共在马列主义一系列基本原则上与赫鲁晓夫存在根本分歧，指责赫鲁晓夫破坏协商一致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恶劣的先例。

中苏两党关系的公开破裂，导致两国关系的急剧恶化。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苏联便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中苏关系的严重步骤。7月16日，苏联突然照会中国『政府』，片面决定召回在华的所有苏联专家。7月25日，苏联不等中方答复又发出通知：自7月28日至9月1日，撤回全部在华专家，并中止派遣按协议应来华工作的900多名专家。7月31日，中方复照苏方，表示愿意挽留在华工作尚未期满的全部苏联专家继续按原定聘期在中国工作，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改变召回专家的决定。但苏方一意孤行，在短短一个月内撤走了在中国16个城市、200多个单位担负重要任务的1390多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政府』签订的12项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