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上了线，着手安排秘密谈判。bookzun.com

在铃木活动的基础上，今井武夫于1940年2月14日抵达香港。第二天，面见宋子良。宋子良提出在举行日华两国『政府』正式和平谈判前，先在香港举行预备会谈，讨论和平条件。并说，重庆对于这次秘密讨论寄予很大希望，宋美龄也预定前来香港，从侧面援助。

今井武夫接受了宋子良的建议。

1940年3月7日，铃木卓尔、今井武夫、逶臼井茂树等与蒋方宋子良、陈超霖、章友三在香港举行预备会谈。日方三代表出示了陆军大臣煨俊六的证明书，中方陈、章两代表出示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书。

会谈每晚9点以后开始。3天后，双方形成《备忘录》8条，主要内容为：

一、中国在恢复和平后承认“满洲国”；

二、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

三、日华实现共同防共，日本在内蒙、华北地区驻军；

四、日华经济合作；

五、日华两国承认对方国民在本国有居住、营业自由，日本撤销治外法权，归还租界；

六、中国聘用日本军事、经济顾问；

七、蒋汪合作；

八、日本在恢复和平后，尽快撤兵。

上述条件，可以说是日汪重光堂密约的生动再现。中方代表将备忘录内容汇报给蒋介石，据说蒋介石又感到问题严重，临事而惧，连忙给中方代表发去长篇训令。另有一说是，蒋介石政权原本无意与日方谈和，不过藉此以破坏汪政权的成立，那个自称宋子良的人，是由军统特务曾广冒名顶替的。

中方代表根据训令，对《备忘录》逐条进行修改和否定。反对公开承认满洲国，主张日华两国缔结特别协定，共同做它的保护国；对于所谓日华共同防共，则表示：“绝对不能承认部分日军驻扎在华北”。对于汪精卫，则表示不能考虑和他合作。

由于在上述3个关建问题上存有分歧，双方最终未能达成协议，也未在“备忘录”上签字。重庆代表表示，将尽快回去向蒋介石说明情况，争取其对《备忘录》的承认。

3月24日，铃木在香港得到重庆方面的如下答复：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政府』内部意见对立，不易决定，希望延期至4月15日再作明确答复。日方自然对此不满，其中有些人因此而对蒋介石的谈判真意表示了怀疑。

4月11日，宋子良从重庆回到香港，请求再举行预备会谈。

双方代表于6月4日，在澳门的一个地下室里举行第二次预备会谈。这次蒋方代表出示的是盖有军事委员会大印和蒋介石签名盖章的委任状。

此次会谈，双方仍在关建问题上，僵持不下。

日方代表仍执原来的立场，蒋方代表提出： “满洲国”问题，可在实现和平后，以外交方式解决；华北日本驻军问题，由两国军事专家秘密解决；此次会谈，集中讨论汪精卫问题。对于汪精卫问题，中方代表提出以汪精卫隐退外游为上策，或者派人作为蒋介石代表，与汪协商后解决。

日方代表今井等人为打破谈判僵局，提出将会谈升格，将秘密会谈升格为“巨头会谈”，企图将蒋介石拉到谈判桌上。今井提出由板垣、蒋介石、汪精卫三人直接面谈，在上海、香港、澳门三地都可以。

蒋方代表以蒋介石不可能去这些地方为理由，希望在重庆或长沙举行。

板垣总参谋长对蒋、汪、板垣三人会谈方案极感兴趣。表示自己可以主动进入敌占区长沙进行谈判。6月24日，板垣特意访问了汪精卫，问汪是否同意出席长沙三人会谈。汪精卫对进入蒋介石控制地区，心存恐惧，河内险遭暗杀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于是他提出，如是秘密会谈，应研究安全保障的问题。

于是日本要求重庆方面以书面形式确实保证出席会谈的日、汪代表的安全。蒋介石担心秘密会谈不成功的话，被日方抓住把柄，披『露』出去，对自己处境不利，因此拒绝出示保证安全的书面材料。

7月22日，近卫文磨再次组阁登场。8月22日，近卫首相写了封致蒋介石的私函，同板垣征四郎致蒋的私函一并交给铃木，想以此换取蒋对日、汪代表保证安全的书面回件，加速三人会谈方案的实现。

9月8日，宋子良在香港铃木处启阅丁近卫和板垣的亲笔信，指责近卫的信没有明确否定“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因此，对三人会谈方案持不冷不热的态度。其时，宋子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