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号呼自辩，我当与汝分罪，各受杖决。yueduye.com”既而引责，囚如吏言，分辩不已。吏人大声呼之曰：“但受杖脊出去。”拯谓其招权，摔吏杖之，特宽囚罪，亦令徒杖。公知以此折吏势，不知乃为所卖也(注：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二。)。

清正廉明者尚见欺于胥吏，何况那些不能究心政事者。官不任事，权必归于吏。至有“老胥抱书升堂，取判者皆高下在口。”而官员端坐堂上却只是个摆饰，“仅占署而已”(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卷二一四。)。于是，胥吏揽权，有号为“立地官人”、“立地知县”者(注：《州县提纲》卷一《防吏弄权》；《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一。)。

宋代官僚士大夫在对待胥吏的态度上，始终处于矛盾的境地：既鄙视又依赖。为控制胥吏而不受欺侮，他们大多寄希望于严刑峻法，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反，官员驭吏过严，时常会招至他们的报复。胥吏或“空一县逃去”，造成公务的瘫痪(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卷一六三。)；或向上级官府告状，制造事端以迫其离去(注：周南：《山房集》卷五《黄平甫墓志铭》。)；更有甚者，私下收集官员的资料，伺机报复(注：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而宋代官员在与猾吏的较量中往往处于劣势，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官员对胥吏的依赖。国家将政事委于官，官又付于吏，由吏来具体执行。从某种程度上说，治状的好坏取决于胥吏的努力，而政绩又与官员的仕途前程紧密相联，正因为如此，官员大多不敢制吏，甚至于“故纵胥吏”(注：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三四《答吕伯恭书》。)，以求相安无事。蔡居厚上书曰：“比来从事于朝者，皆姑息胥吏。吏强官弱，浸以成风。”(注：《宋史》卷三六五《蔡居厚传》。)

3.敲剥百姓，危害社会稳定

胥吏佐官治民，直接与百姓打交道，他们一旦枉法徇私，受害最重的当属那些平民。吴儆曰：“黠吏之为奸，常起于上无所畏，而下无所忌。”(注：吴儆：《竹洲集》卷三《刍言三篇·黠吏》。)其实，对于官僚士大夫，胥吏无论如何欺骗、侵侮，仍心存畏惧，处处小心谨慎；而对于平民百姓，他们则可以毫无顾忌，极尽敲窄、盘剥之能事。

胥吏大多以执行公务为名，行聚敛之实。危害大者如狱吏、税吏、仓吏等。狱吏掌狱讼及牢狱之事，面对的是不明律法、甚至目不识丁的平民，他们或作伪状，“示读不实”(注：《州县提纲》卷一《面审所供》)；或积压狱讼，拖而不决(注：参见《宋史》卷二九八《司马池附司马旦传》。)。甚至将无罪之人拘于狱中，谓之“寄禁”(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卷一六三。)。百姓一旦被拘禁，无异于羊入虎口。税吏负责征收两税及各项杂税。他们往往成群结队下乡追催，骚扰民户。民户若纳赂于吏，“遂不复责之全纳”(注：《北溪先生大全集》卷四六《上傅寺丞论学粮》。)，否则就要遭到责难。更有甚者，缚人于桑上，灌以粪，而“得千钱”(注：《夷坚志》乙志卷七《宁都吏仆》。)。此外，各地还有大批拦头于交通要津设卡，名为搜检漏税，实为索贿。他们或将“舟船实无之物，立为名件”，迫其纳税，称“嘘喝”；或扣押货物，低价折税，谓之“所纳”(注：《宋会要》食货一八之九。)。仓吏主要是利用斗、秤来dq官物。遇有官物运至，大斗、大秤收进；遇支取官物时，则小斗、小秤给出。官物就在这一进一出中流入仓吏之手。熙宁间，仓吏dq军食“十常二、三”，直接导致“仓法”的出台(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卷二一四。)，然重法重禄亦未能解决仓吏受赇为奸的问题。一些地方的仓吏还自创新斛，“厚薄不等。其口或敞或撮，其制或高或低，分寸差殊，升斗赢缩。”(注：《景定建康志》卷四○《田赋志·镂榜式》。)

此外，一些胥吏不仅利用执行公务之便聚敛钱财，还大肆侵占民田，有所谓“县胥食邑户”者(注：《东坡全集》卷六一《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四事一处行下状》。)。造成国家财税的大量流失。

4.勾结权贵，加重统治的黑暗与腐败

胥吏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他们虽在官府当差，却仍是“庶人”，处处要受到官的监督与制约，且俸禄微薄甚至无禄；而作为“庶人”，他们原本家境并不甚富裕，难免会受到地方豪强的欺压。因此，胥吏特别是地方官府内的奸猾之吏，往往是上献媚于官员以求得庇护、下勾结地方势力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胥吏与豪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