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看过，转眼一年。七九年山花烂漫时节，《东湖文苑》复刊，更名《东湖》，改版为大型文学期刊。头两期是季刊，看销量和反响都出乎预期，又改为双月刊。复刊号除了东江省文联领导和多位知名作家诗人写的杂记、散文、短篇小说和抒情诗之外，将近二分之一的篇幅刊登了署名阿兰的长篇小说《流淌的南岗河》上部。小说一经面世就引起省内外大江南北广大读者的共鸣，给作者阿兰的信像雪片似的飞到《东湖》编辑部，纷纷表示期待后续。一时间，《东湖》跟《十月》、《收获》、《当代》及《小说月报》比肩高歌，风行全国。复刊2《东湖》发行量翻番，如读者所愿，又以过半的篇幅刊载了《流淌的南岗河》下部。作者阿兰凭借这部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成为当时“伤痕文学”代表作家之一，自然也成了东江文坛炙手可热的作家。

西化中学教工宿舍楼。房间里，张馨兰在一张老旧的写字台前认真地翻阅着编辑部转来的一大叠的读者来信，另有东江作协的一封邀请函，内容是邀请阿兰同志到东州参加《东湖》编委会和东江作协联合主办的“东江省新文学浪潮暨《东湖》创作方向座谈会”。她将邀请函放一边，继续翻看着读者的来信，有赞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的，有探讨“意识流”写作手法的，有请教如何写小说的，有直接问“南岗河”是否就是西州西化厂境内的那条溪，也有问小说主人公是否就是作者的化身等等，总之，读者所提的问题是五花八门的。张馨兰没想到自己写了一个故事竟然会引起如此轰动，引发出这么多的问题出来。她挑选了一些有交流意义的作了回复，以备下期《东湖》“读者与作者”栏目中刊用。

看着“座谈会”邀请函，她有些踟蹰不定。过去读大学时，她对《文学概论》不是很感兴趣，总觉得文论家们有事没事非要整出个什么观点思潮流派，还非要把曹雪芹拿来跟雨果或是莎士比亚进行比较，非要把一部完整的小说细细地进行解剖，大有“不把文字碾成粉末誓不罢休”的壮举。张馨兰觉得每个人都有过往，都有铭记于心的故事，各人的感受、看法都不可能相同，或喜欢或同情或痛恨或厌恶，都很自然，能够引起一些共鸣也就算是成功了。自己只是把人生中的一段经历编成一个故事写出来而已，没有抱怨，也没有后悔，更没有仇恨，甚至还心怀一种感恩。命运安排她经历了一趟真切感受时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真善美、假恶丑，这是无法通过学校的任何书本所能获得的真实的认知。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没有文革运动就没有今日的张馨兰。至少在写作上，顶多只是停留在过去的业余爱好，若说“成就”，只不过是一些自我欣赏的矫情的呻吟而已。就今天来看，那是毫无生活根基的肤浅的矫揉的造作。她不清楚“伤痕文学”的真意，搞不懂自己写的东西跟“伤痕”有何关联，或许流失的时光让人伤感而成“伤痕”吧。就像以前读《巴黎圣母院》，仅仅是简单而又机械地跟着书本将敲钟人卡西莫多归类到外表丑陋而内心善良，而副主教克洛德·弗洛罗则是一个道貌岸然内心却极其丑恶的反面形象，那只是从书本再到书本的认知而已，而忽略了诸多的时代、环境以及社会因素对人的性格及心理塑造的影响。甚至，她自己都觉得现在进教室上课要远比文革之前来得自信而轻松，因为对课文的理解要比之前深透了许多。可见体验并真切感受生活对文学创作的重要！当然，一人独自胡乱想想可以，至于要在理论上拿出一点系统性的探索，摆出一些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或观点，她至少目前还没有这个兴趣，因为她还有自己下一步的计划。何况座谈会时间又不是学校的假期，她想就不去开这个会了。她以高中教学任务紧迫，身不由己为托词，给《东湖》编委写了一封信，深表遗憾。处理好桌头上的文案，张馨兰舒了口气，今晚约了赵小瑛和黎丽华一起吃饭，看时间就要五点，自己这里出门，走到医院她俩差不多也就下班了。

张馨兰到了医院门口，向传达室师傅打听她俩。老师傅认得张老师，笑着说还没见着她俩出门。张馨兰请老师傅帮忙注意一下，如果看见黎丽华出门，就请她在门口等一等，自己去找赵晓瑛，一会就出来。老师傅连说“好，好的”。

赵晓瑛好找，不开会的话一般都在她的书记办公室。黎丽华说是在门诊，但人多事烦，不好催促。

去年元旦刚过，刘伟平调任行署卫生局副局长，大概半年吧，张馨兰正式调入西化中学后的第一个暑期，赵晓瑛升任医院副书记，分管行政人事。这时期也正是医院和整个卫生系统“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最繁忙的时候。那几天，刘伟平在东州学习，儿子一放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