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拿着的东西都跑丢了。

老乡一看，大怒，喝斥他们一顿，将他们丢下不管，自己一家人走了。此时，大雨如注，他们饥寒交迫，幸好青纱帐起来了，他们一路穿行在庄稼地里，躲避着扫荡的鬼子和伪军。

幸运的是，他们活了下来，有幸能跟着带他们的人一起来到一分区狼牙山根据地。从徐水进满城县便是山地，当他们听见山头上八路军哨兵的一声喝问，高兴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可到家了。再往前走，接近独乐村的时候，远远听见了一分区战线剧社和十分区烽火剧社在一起练声的歌声。

每每看八路军冀中大扫荡的回忆录，发现不光是清苦的农民支持八路军，绝大多数的那些地主富户人家，在八路军居于弱势时也始终坚持和八路军站在一起，不离不弃。

究其原因，抗战期间，富家子弟以爱国大义参加八路军的，不在少数。相反，贫困子弟参加伪军的，也不在少数。因为参加伪军有军饷，可以养家糊口，参加八路军就没有军饷。所以参加伪军是穷人当时谋生的一种手段，并不是他们本质上肯当汉奸。

五一大扫荡中，十分区白洋淀东四十八村一带最有影响的高氏兄弟就坚决支持**，土改后依然如此；雄县小河岗地主士绅王新，在十分区地区变质后仍支持抗日，1943年曾断指一节写血书给十分区抗联主任马健民（杨沫丈夫、老鬼父亲），表示坚决抗日到底。

孤庄头地主刘树英，在地区变质后还一直是八路军的“堡垒户”，多次掩护抗日工作人员；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地主老财门对寄养在他家的八路军干部格外尽心，绝没有中途扔掉不管的事例。

看冀中根据地老干部的回忆录，他们说以前十分区的打仗很死板，总是老一套打法，据村死守，结果损失很大。以后就有了多种打法，比如放进来，打“挑帘战”，走出去，主动拔据点等等。

1942年五一大扫荡，最终造成整个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丢失达两年多，直到1944年12月杨成武被派到冀中，重新恢复冀中抗日根据地。冀中的丢失，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聂老总谈得很全面：“总的来看，这当然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造成的，但是，这同我们一些同志对这次扫荡估计不足、准备不足，也有一定的关系。”

冀中沦陷后，据说朱老总专门听取了冀中沦陷的整个经过，最后朱老总嘟囔了一句，意思是我们应该做的比这更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