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府里的地方军阀没啥区别，一旦所割据的地盘被攻占，被迫离开原先的根据地，在建立新的根据地和地盘之前，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都要大打折扣。

只有经过了像长征这样的熔炉式的锤炼后，所有还抱有强烈地域感的指挥官和士兵们，统统在二万五千里的征战中，在没有后方没有家乡做依靠的转战中，才能融合到一起，变成一支高度团结的军队，这才有了新式军队的意思。

我党的这个新式军队的意思是用长征这样残酷的过程锻炼出来的，所以才能同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下建立的新式军队能够对抗上，反观国民政府的军队，在开战前还没有解决这种地域和地盘的问题，打起仗来自然是调用困难，上下不一心了！

打个比方，在日本那边，是绝不可能说我关西地区出兵多少多少。为天皇效力啥的。因为不管是从哪招来的兵。都是日本军队的成员，只要你参军了，所有人都一样的配备，一样的训练，一样的待遇。

可是你看咱们中国，川军出川作战，就带有强烈的要雪耻的意义，为啥呢？就因为内战时期。四川的军阀们给全国留下的印象是太能割据和抢占地盘了，一个四川，大大小小的军阀上百人！一个县就能出个司令出个有名头的军队的。

再比如当时中国的几大军队势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两广军、川军、湘军、马家军等等吧，在这些打着地方旗号的军队之外，还有最大体系和势力的中央军，乱不乱！

地方军阀要和国民政府伸手要枪要粮要军饷，还在自己占据的地盘里维持一套自己垄断的商业系统，俨然就是国中之国，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有时候仅仅只是名义上的上下级关系。

这样的政权组成和军队的组成。试问在离开了和自己的利益生死攸关的地盘时，情不情愿?战斗力有多少？能否源源不断地补充战争消耗？

你看川军早期出川作战的部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基本消耗殆尽，等到国民政府撤到重庆后，四川就沦为了只提供壮丁的地区，强制被拉走的庄丁能有多少战斗力？

再回到八路这里，三个师都是打乱了红军系统里的地域团体组建的，在开始创立敌后的抗日根据地时期，正因为没有国民政府军那种地方军阀式的心态，所以能够迅速地占据了大片的山地等，在征召当地子弟当兵后，也就利用本地人的这种保家卫国的最简单心态，站稳了脚跟了。

换句话说，就是一群远离了自己家乡的人，招募了本地人，在本地建立起抗日武装和政权，去和同样是远离家乡的日本鬼子对着干！

有人会说，你这样说是不对的，国民党的军队里也有许多誓死抗敌的将领的，这里咱们举个例子说明下。

1937年8月，轻松击败宋哲元29军的日本军队，北上占领张家口、宣化。驻守张家口、宣化的29军刘汝明部同老上司宋哲元一样，为保存实力不占而退。紧急奔驰去救援的晋军61军迟到一步，张家口已沦陷日军之手。

阎锡山派自己的山西部队61军去驰援，是想把战争阻挡在山西省之外，河北省境内。可惜晚了一步，于是，阎锡山制订“大同会战”计划，打算与进攻山西的日军在大同决一死战。凭借能征善战的晋绥军、西北军，还有国民党军的支援，阎锡山以十多万对日军2万，不愁打不垮日本军队。

此时，发生了一件人所皆知的历史故事。阎百川先生和蒋志清先生都是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并无太大的恶感。1936年，现任日军第五师团长的坂垣先生借着参拜五台山，接着到太原来拜访阎先生，一路详细考察河北至山西的地理地形。所以眼下日军第五师团进攻山西，走的完全是一年前坂垣先生拜访阎先生的老路。你阎先生难道想不到吗？

开战在即，阎先生身边有人问他：“不打不行吗？”不跳字。

据说阎先生想了想，说：“不行，非打不可。gc党已经到了山西，我再不打，他们要骂我的……”

你看，阎先生抗日，第一是为了在山西他的利益不受到侵害；第二是怕我党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他。他不得才抗日的。

不会是真心抗日，制定的作战计划就会有问题。阎锡山的老部下，时任61军军长的陈长捷评价说：这是阎锡山依据“错误的敌情判断”制定的作战计划。他以为拿下张家口的日军，下一个目标就是山西的大门大同。

结果日本军队没有“上套”。他们绕过了大同，直奔灵丘、广灵，走平型关，转到了大同的背后。这样，仓促之中的阎锡山才临时制定了“平型关会战”计划。也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