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术士驱鬼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空中写一个字，这个字上面是个“渐”，下面是个“鬼”。据说鬼“死”后，就会变成这种东东。人怕死，鬼当然也怕死，见到这个字，自然会感到恐慌，立即就要逃走。另一种方法，就是用一张画有符号的字纸，悬挂在宅门上。因为字纸代表的是文明、是进步，鬼同样会感到害怕，所以也要赶紧逃走。不然，苍颉造字之初，何以有“天雨栗，鬼夜哭”之说？

也许，正是这些原因，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可是，我却不喜欢上学，从来都不喜欢上学。我喜欢读的是闲书、杂书，是那些好学生不屑读，老师和家长不许读的书。遗憾的是，书虽然没少读，却从来没有勇气写东西。就像那些修为有限的术士，还无法驱鬼。

大学二年级时，在荷尔蒙鼓噪下，我的心事忽然绿了。于是，那些熟悉或不熟悉的MM，便排着队，走进我的梦境。一个夏日的黄昏，我到邻近师范学院玩，在女生宿舍二楼窗口，看到一个MM。MM长得那叫一个靓，引得我哈喇子流了一尺多长。经过发动群众，“敌情”逐渐明晰，我才知道MM是中文系才女，文采极好，常常在校报上发表诗作。为了缩小心理距离，寻找更多共同语言，学理工的我，开始恶补老莎头、泰戈尔、莱蒙托索夫、徐志摩、北岛。当然，还有顾城。就像舒婷在诗中，描述的那样：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谚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旱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三个月后，我第一次尝试写诗，然后委托下铺的兄弟，给才女送去。为什么要让他送？一位好心的同学告诉我，他俩来自一座城市，还毕业于同一所中学，很熟。熟人好说话嘛。又过了三个月，我一颗躁动的心，也变得湿漉漉的，每天都把搜肠刮肚的词句，工工整整地誊写在稿纸上，然后交给下铺兄弟送过去。

在一个冬日清晨，在跑步时，我竟然发现，下铺兄弟挽着才女，神色暧昧地走在大街上。

我晕！

这时，那位“好心”的同学才告诉我，人家俩人早在初中时就好上了。也就是说，五六年前，下铺兄弟已步入小康，而我至今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看来，与来自城市的同学相比，剪刀差不仅存在于经济方面，还可能存在于性心理上。

不过，很快我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十四、五岁屁大的小孩儿，就玩感情，这个才女太早熟。天下的葡萄都是酸的，咱不吃。咱只吃那位“好心”同学的酒，谁让他耍咱，连请一个星期，直到吃得他破产求饶为止。

在那段日子里，我疯狂地喜欢上顾城，尤其那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嘿！这哥们怎么想出来的呢？绝了。也只有那时候，我才写过几首算得上是诗的东西。爱情是文学殿堂永恒的主题，脱离这个主题，对于有些人来说，就像鱼儿离开水。如今，我只是一条风干了的鱼。

然而，虽连顾城的皮毛都没学到，我却将他的叛逆，张扬得淋漓尽致。顾城死后不久，我也死了。幸运的是，我缓着一口气。

十几年后，2009年1月，我又操起这只笔，决定写作小说。于是，就有了这部《冰灯》。

有人说，小说是一种表达。也有人说，小说是灵魂的挣扎，是生命的燃烧。还有人说，小说是野史，是游离于正史之外的裨史。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过：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才者，文笔精妙也；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

对于我来说，三者竟无一长，何以写作小说？

可是，这部小说，我却没法不写。因为，我的心里，藏着一个鬼，一个非常可怕的魔鬼。

那一年，不过二十出头的我，还在读大学，无意间打开一只瓶子。瓶里钻出一个人，对我说：你是你的世界唯一的标尺，你可以用这只标尺，丈量整个世界，这是你最神圣的尊严和荣誉，也是长生天、萨满、释迦摩尼和耶和华，共同赋予你的权利。这个人的话，躁动着那颗年轻的心，让我感受到一种空前的力量。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为了维护尊严和荣誉，我却彻底失去了尊严和荣誉。

多年以后，我才认识到，这个人是一个魔鬼。比《一千零一夜》故事集中，那个被苏里曼·本·达伍德印章封住的恶魔，还要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