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算出了这口恶气了。”

“倘或你现在不说，往后要让我找到那小子，我定要告他一个‘采生折割’之罪，说他拐你出去，是要折断你的手脚，割了你的舌头，烫瞎你的眼，再把你卖到穷山恶水里去行乞。”

“这天子脚下，首善之地，出了一个如此凶残恶毒之人，做下这等丧尽天良之事，这衙门难道还能不还我这个当爹的一个公道？”

田秀英的喉咙开始发干，“爹爹竟也不在乎我的名声？”

田弘遇冷冷地竖起第三个手指，道，“《大明律》中还有条文，‘凡骂人者，笞一十，互相骂者，各笞一十’，而有功名者骂人无罪。”

“若这小子胆敢坏你名声，待这案子判下来了，我再把状子往这小子家门口一贴，花几个小钱找当地的穷秀才日日往他家门口叫骂，保准让这小子一家都臭名远扬，他娘他老子都没脸在老家待下去。”

田秀英不由挑起了眉。

田弘遇虽然只是一个正七品的把总，在重文轻武的大明连上朝跪皇帝的资格都没有。

但他要是想采用法律手段维权，用《大明律》来棒打鸳鸯，保护女儿，那没权没势的普通男人还真不是他对手。

不得不说，田弘遇寻摸出来的这两条律法还真是稳准快狠，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

所谓“采生折割”，是一种故意制造职业乞丐的极其残忍的行为。

这种拐卖人口的罪犯往往会先用拾取买卖、诱骗抢掠等方式“采集”活人，尔后再折断或割取其肢体耳目，把原本健康的人变成四肢不全、耳聋眼瞎，人为地制造一些残废或者“怪物”，以此为幌子博取世人的同情，借此获得路人施舍大量的钱财。

一般说来，这种罪犯是既不会找青壮年男子，也不会找女子的，因为男子力大势猛，不易擒获，又不易驯养，而女子又极少会在街市上抛头露面，故而这种犯罪主要针对的对象是老人与儿童。

但世事无绝对啊。

田秀英心想，倘或她当真有这么一个情郎，加上宣武门之前的那一场哄闹，田弘遇去衙门还真不至于无功而返。

至于证人嘛，许显纯就是现成的。

“采生折割”在历朝历代都被看作是十恶不赦之罪，许显纯没能抓住“间谍”，若是能在北京城中破获这样一起大案要案，顺藤摸瓜地逮住如此大奸大恶之人，那也算是功劳一件。

因此许显纯必然乐得替田弘遇作这个证。

至于“掠人卖人”罪么，也只是相对于“采生折割”来说判得稍稍轻了一些，最终结果恐怕也还是难逃一死。

杖一百不一定会直接杖毙，但“流放三千里”的可操作空间就大了去了，那可不是一句简单的“劳动改造”就能轻易概括的。

翻翻同时代作者施耐庵所作的《水浒传》，林冲、武松、宋江都曾受过流放发配之苦，一路上不是被押差欺负，就是被索贿要钱。

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没吃没喝又生存条件恶劣，医疗条件几近于无，若不是施耐庵给笔下角色开了金手指走剧情，恐怕连这几位好汉都熬不到刑满释放。

只要田弘遇能私下给押送犯人的差役一些好处，他不愿见到活在世上的人，怕是连流放地都走不到，直接一个“水土不服”就死在半途了，最后怕是连个收尸造坟的人都没有。

毕竟封建王朝法律的典型特征是“阶级大于性别”。

大明买人卖人和典雇妻女的事一直都有，但终究属于“民不举而官不究”的灰色地带。

一旦买卖双方中有哪一方掀桌子动用了法律武器，那拐卖良家妇女就是扎扎实实的重判。

只要田弘遇当真肯告，拿捏一个意图拐带女儿的野小子那的确是手拿把掐，十拿九稳。

但偏偏自己着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位情郎。

田秀英头疼地看着自家老爹想，开玩笑，这种父权大过天的时代，又还没有彻底到得崇祯朝末期那会儿天下大乱的时候，哪个男人会冒着这样严重的法律风险跟她这种闺阁小姐谈“自由恋爱”？

“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之所以看起来很美好，就是因为这种故事只能存在于话本小说里。

而倘或要有一个不怕打官司也不惧法律惩处的男人看上了她，那也根本不会有“自由恋爱”这个过程，人家直接上门跟田弘遇提亲不就完事儿了吗？

所以田秀英现在还真是连个临场发挥的故事都编不出来，毕竟这个阶段能认识她而她也认识的男人一只手就能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