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年末，遵城郊外有雪落下，我关上车门，直接推门而入。

白脑壳站在院子里面，腰上系着围腰，看着我新买的小红旗车。

“你就不怕王鑫磊真来找你啊？”

没错，我买了一辆和王鑫磊一模一样的红色小红旗。

我提着猪后腿，没好气的说道，“大过年的你就不要提这些不吉利的事情了。”

白脑壳扔给我一条围腰（围裙），淡淡说道，“你买这个车本身就是件不吉利的事情。”

我呵呵一笑，“我倒是不在意吉利还是不吉利，只是这红色小红旗，都快成了我们厂房的标志，开着就行。”

再过三天就是除夕，我们刚好也卸下身上的事物，开始准备过年起来。

距离王鑫磊的倒台，已经过去了三四个月，厂房的运转上了正轨。

我自然也轻松起来，毕竟打生打死，是为了更好的享受。

天天不是办人，就是办人的路上，牛马也扛不住这么整啊。

当时我和白脑壳都还没有意识到，跨过1991年，来到1992年，将会是流氓时代的最后一年。

1992年之后，流氓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被彻底终结。

————

或许很多朋友，看过不少这方面的书，基本上大量都是在述说八十年代的江湖如何义气，如何忠义。

到了九十年代之后，江湖就彻底变味。

改革开放，金钱至上。

大部分笔者，不会说为什么流氓时代会在九十年代初期被终结，或许是不知道，或许是知道也不想说那么深，毕竟是看故事，不是听课。

再或者，是身处环境当中，看得并不真切，甚至连为什么江湖突然就不讲义气都说不清楚。

我说过不止一次，我们这些人，没办法改变环境，只有被环境改变。

流氓时代的终结，也正是因为时代的改变而被终结。

流氓罪是在九十年代后期才被废除，而流氓时代的终结，以我如今跳出去之后再看，应该是终结在九三年。

九四年之前，我们是包干制，九四年之后，是分税制度。

这两个的区别，就在于包干制度是四面八方之外，一年额定要每个省份上交多少税钱，你把那钱交上去了就算数。

分税制是按百分比来上交，而在分税制中，又有一个大头，叫增值税。

当时四面八方之外和地方，是几几分，不重要，但肯定不是五五分，四面八方之外要得有点狠。

这种波及所有省份，所有人的利益，自然不是一句话说了就能算。

这不是办某个身份的堂主副堂主，更何况还有堂主背后的大哥也会受到影响。

要照顾到所有人，毕竟大家都是自己人，一句话肯定不行。

有些时候双花红棍不点头，你坐馆大哥叫得再凶也是不行的。

所以93年的时候，不仅有副掌门级别的朱老亲自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谈，还有第二年补给地方百分之二十的妥协。

比如九四年开始执行，你九三年有100亿交给四面八方之外，那么在九四年就补给你20亿，九四年你交了200亿，那九五年就补给你40亿。

这个地方只是粗浅的举个例子，也是粗浅的讲一下背景。

当时还有个比较好玩的就是，其他地方副掌门级别的朱老亲自去了，又是大棒加甜枣，几句话也就谈好。

但粤省那边，从九二年开始，堂主一直就是副掌门级别，加上包干制度之下活得很滋润。

一直没能谈下来，最后只能再次妥协。

不按照九三年的算，按照九二年的算。

（税都是隔年算，九三年上交九二年的税）

有了这个妥协，那一年粤省下面市县一把手，都把税务局长给兼任了，这种手段齐上阵，到了最后一算账，比往年多出百分之一百五十，甚至百分之两百的地区都有。

也正是这个制度，催生出了如今，一年增值税60万亿的怪物。

房地产。

房地产具体怎么玩，搞到最后都是数字的，由于篇幅原因，加上跟我的故事没有太大关系，也就不展开说了。

说回到我们，在这个制度下，我们这些流氓完成了向黑恶势力的转变，开始更加明目张胆的搞钱。

很多人有种错觉，就是觉得八十年代混的人，比以后九十年代，千禧年的人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