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一样。我不讳言，他老人家在家里是典型的军阀作风，对孩子们是相当严厉。甚至是太过严厉。他从来不表扬我，但经常会打击我。这种打击，不仅是精神上的打击，而且兼顾肉体上的打击。肉体上的打击就不说了，没什么意思，我们那一代人，就是被打出来的。你随便问一个70年左右出生的人，其基本情，与我肯定大致相同。但精神上的打击，我觉得自己受得更多。肉体上的打击还是要简单说一下，不说心里不舒服，打个比方，我在外面惹了祸，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自己拿搓衣板跪起，自己把竹棍准备好，请父亲大人赏打。我练过铁布衫，后来又练过金钟罩，竹棍对我没用。与皮肉之苦相比，我更在意精神上的打击。比如父亲说，而且是不只一次说：“老子哪天死了，你一天也混不下去！”这句话自然高度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感觉自己无论怎样努力，在他眼里永远是不及格。唯一可以制约他的人，是我母亲。母亲与父亲的看法恰恰相反，她认为我肯定会成就非凡，特别是在文学上。还有一个人父亲也不敢惹，那就是我外婆，外婆更是坚信我一定会光宗耀祖。所以，尽管父亲经常打击我，但我同时又能及时得到外婆和母亲的精神支持，所以我终于没有崩溃。事物都有两面性，公平地讲，父亲的严厉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经过他的打击，其它任何打击在我眼里都不是事儿。

我父亲虽然军阀作风严重，而且生活上就如同一个苦行僧，但优点也非常突出。比如他终身不脱离体力劳动。按他教育我的说法，一个人无论经济条件好坏也无论知识文化水平高低，都不能脱离体力劳动。因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最可耻的事情。而且体力劳动可以锻炼强健体魄和坚强意志，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重要基础。这一点与曾国藩教育其子弟很相似，曾国藩强调的就是“耕读传家”。《曾国藩家书》我读过，我估计父亲大概也读过。所以我年仅十岁时，就要和父亲一起搬砖修房子。我家的大别墅，我也出了一分绵力。后来又是挑煤炭，我家做在半山腰，那时候都是烧煤，我和我哥在父亲的带领下，要从山脚街上把几千斤煤挑到家里，烧一个冬天。年幼的哥俩还挑不了担子，是用抬的，两个小孩用一根扁担抬一小筐煤炭爬坡，两百多个台阶，一步一把汗水地抬到家。当然，那时是父亲挑大头，这个不能说冤枉话。但两个十岁刚出头的孩子，真的是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能把一小筐煤炭抬上坡，肩膀都磨破！再过几年，我们从少年过度到青年，自然就是两弟兄全部负责。严格的讲，是我负主要责任。我身体强壮，力气比我哥大得多。十四、五岁就能挑一百多斤上坡，连挑十几趟。十七、八岁我更是长得膀大腰园，真正实现了野蛮其体魄。我们家是有土地的，房子前面就是一大块土，以前是乱坟岗，我们全家把它改造成了一块良田好土，里面种了各种蔬菜，一家人一年四季都吃不完。也种了一些葡萄樱桃梨子之类，水果也吃不完。当然也喂养了鸡猪兔子之类，肉也吃不完。我家每年杀两头猪，都要送给亲戚朋友一些，尝鲜，分享我们的劳动果实。按我父亲的话说，就算不发工资了，你们也饿不死。事实也是如此，我家除了大米不产之外，其它都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房子旁边还有一大块荒地，我们也把它改造成了良田好土，里面每年种的包谷至少两千多斤，可以喂出两头肥猪和一大群鸡。我一生宰过上万斤猪草，是真的。我亲自参与杀过几十头肥猪，也是真的。但我很少杀鸡，原因是我小时候有一次杀一只大公鸡，把它的头都割下来了却不流血，丢在地上，这家伙居然没死，又站起来在院子里乱跑。这件事让我多少产生了点心理阴影，所以我不喜欢杀鸡。而且我的属相是鸡，也不想自己杀自己。总之，我家就是一个现代农业奇迹。所谓庭院经济，在我家早就成功实施多年。所谓习惯成自然，我现在老之将至，仍然每天都要运动，一天不运动我就浑身不舒服。这就叫养成教育。

本来我原定的写作计划是这样: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用五个自然生长阶段来反映我的一生，同时也从个人角度来审视这个世界。也就是说，我准备以小见大，把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融于一炉，为几亿读者献上一桌饕餮盛宴，文学的。但写完童年，我发现一个问题，我的少年时代一片模糊，难以形成一个单独的阶段。它既不是童年，又不是青年，又都有一些二者的身影。这种摸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感觉很难表述。所以我决定把少年与青年合并起来写，方便一点。

我的青少年时代，神州大地正在经历剧烈变动。第一批人开始先富起来，那时候有一种说法，叫“造原子弹的不如卖盐茶蛋”的，当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