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人有什么区别。文三儿觉得应该核实一下方景林的身份，便直通通地提出自己的疑问“方爷，您是吗？”

方景林诧异地看了他一眼，反问道“你看我像吗？”

“看不出来，再说了，应该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

“那你马上就会看到了，解放军就要进城了，北平很快就要解放，到时候，你们这些穷苦老百姓就是新中国的主人，文三儿啊，这一天就要到了。”

文三儿疑惑地嘀咕着“当中国的主人？您的意思是，我要当主人啦？”

“是人民当家做主，当然其中也包括你。”

“方爷，您别拿我打镲了，谁来了我也是一拉车的货，谁也甭拿话来甜和我，当老百姓的总得有人管，谁管都一样，都得自己挣饭辙，这几十年了，也换了几茬儿了，操！没多大区别，日本人再孙子还没想起发金圆券这损招儿，虽说吃混合面拉不出屎来，可也不至于扛着一麻袋金圆券买不着吃的，要让我说，甭管什么，都他妈一回事儿。您刚说了，要来了，老百姓怎么着？噢，要当主人了，咱瞧着吧，我该拉车还得拉车，我还得奔饭辙，我什么主也做不了，不信您把我话搁这儿，要是说错了我改您的姓。”

方景林淡淡地说了一句“文三儿，你就等着看吧。”

徐仲尧来到保密局北平站以后，一直在冷眼旁观。此人不愧是个老牌特工，观察环境的目光的确很独到。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徐仲尧认为北平站的工作人员中，似乎只有一个徐金戈还是个人物，特别是他两次顶撞上司，拒绝执行有损道德的任务，表现出一种不唯上、堂堂正正、独来独往的性格，因此便有意识地接近徐金戈，先是徐仲尧做东，请徐金戈在“便宜坊”吃烤鸭。徐金戈过意不去，自然要回请，两人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特别是喝酒的时候，三两酒一下肚话就多了起来，两人各有各的苦闷，便借着酒劲儿一起发牢骚，谈得最多的是的，蒋先生军事上的无能，年轻时怀一腔救国救民之志出生入死，如今却是小人当道，黑白颠倒。徐仲尧的谈话由浅入深，逐渐从时局的恶化谈到自身处境的恶化，他绕来绕去，总是有意无意地和徐金戈探讨有没有第三条路线可走，只差说出“能不能投靠”这八个字来了。可就这八个字，不到关键时刻，徐仲尧是绝对不敢开口先说的。

徐金戈是何等人物？岂能听不出站长的弦外之音，但他故意不去迎合徐仲尧的试探，不是因为怕事，而是心里很矛盾。照理说，党国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地步，作为一个正直的军人应该把自己的命运和党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若是哪边得势就靠向哪边，不是男子汉所为，徐金戈鄙视这类随风倒的人。那次他对方景林表明的态度正是他的心里话——做人不能这样，这条船就算要沉没，我也没有选择，随它一起沉掉就是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徐金戈渐渐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怀疑，问题在于国民党实在是越来越糟糕了，它正在一点一点地失去民心，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到一边。就徐金戈个人来说，从他拒绝参与撤离前的破坏计划和“密裁”计划那天起，便对这个政权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和厌恶。他完全清楚，自己的言行早已被叶翔之、谷正文之流汇报到毛人凤那里，若是在以前，他徐金戈十个脑袋也搬家了。无论是军统还是保密局，绝不会容忍来自内部的叛逆行为，你可以吃喝嫖赌，可以贪污，甚至可以倚仗权势欺男霸女，却唯独不能有独立的思想和拒绝同流合污的正直，否则，你的上司就会认为你不忠诚，有叛逆的思想苗头。他知道，自己之所以还能坐在这里喝酒，是因为毛人凤、叶翔之等人还没腾出手来，北平的时局把他们搞得焦头烂额，暂时顾不上罢了。

直到有一天在站长办公室里，徐仲尧终于向徐金戈吐露了心曲“老弟啊，北平眼看就是的了，从全站同人的前途考虑，咱们也应该跟打个招呼，只可惜咱们天天抓，如今要跟对话了，却找不到。老弟要是有这方面的线索，不妨帮我联系一下。”

徐金戈淡淡一笑“还不好找？北平城里遍地都是嘛。”

徐仲尧大喜过望“你老弟有路子？”

“我能找到，问题是，我怎么谈？告诉，国民党大势已去，所以我才投共，噢，叫起义。您就不怕把咱们当成趋炎附势的小人？如果这样，我还不如和国民党这条船一起沉掉。”

徐仲尧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突然停下说“不能只考虑个人荣辱，要先考虑北平这座古城，北平是全体中国人的，国民党和不过是中国的两个党派而已，谁也没有权利毁灭这座文化古城，否则，我们就是千古罪人，和西湖边上那两座铁像一样，无论过去多少年，都会永远遭人唾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