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是金庸老爷子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读之前，建议先读老爷子作的后记，有两点格外注意：其一，老爷子说这是一部历史小说，而非武侠小说。历史小说，但求真实，没有那么些惩恶扬善、弘扬侠义的道德包袱；其二，小说主人公韦小宝的行为品格，除了对朋友真诚，讲义气这一点之外，一概不值得提倡学习。这个人物，不学无术、嗜赌成性（赌钱还总是作弊）、贪财好色、溜须拍马、见风使舵、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又兼年龄幼小，于家国大义一概不知，是一个不讲立场，只讲利益的市井流氓。用老爷子的话来讲，这样的人物是很难让读者产生代入感的。

至于为什么在创作生涯的晚期，有这样一部于“武侠大家金庸”过往风格“离经叛道”的作品，老爷子只一笔带过：“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已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尝试一些新的创造”。这自然是小说家的进取和美德，然而我以小人之心揣测，老爷子或许还有一层私心：生平写英雄与大侠，要写的让人有代入感，自已总是第一个代入。做了那么多大侠，就如玩街霸游戏来来回回只选一个角色，恐怕也腻歪，这一把当一个小流氓好了，以前不耻为外人道的龃龉龌龊，可尽情宣泄，不亦爽乎？就像书里的康熙皇帝，在群臣面前，总要威严端正，出口成章，但在韦小宝面前，能破口大骂“他妈的”，岂不快哉！

如果我们相信人性的深刻与复杂，便应当承认，无论品德多么高尚的老道学家，于道德上也绝非无懈可击；无论志趣如何高洁的文人雅士，也总还有些“低级趣味”的享受。不光武侠小说中的大侠如此，对创作者，也是一样。只是过往的武侠小说，很少说明大侠们行走江湖，收入从哪里来，是否每月赡养父母，今后如何养老。小说人物人性的复杂，乃至创作者的个人心性，也都隐于快意恩仇之中。鹿鼎记之所以为“历史小说”，甚至我把它当做是一半的现实主义严肃文学作品，就在于它把这些隐秘的角落，都不加评判地暴露给读者。

举个例子。

全书最美丽之女性，是陈圆圆，也是韦小宝的丈母娘。小宝初见她时，便为其美貌震慑。后来他跟七个老婆隐居通吃岛，恰逢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叛变，小宝跟故人孙思克问起陈圆圆，得知她下落不明，心里想：

“阿珂是我老婆，陈圆圆是我货真价实的岳母大人。赵二哥要是俘虏了她，知道是我岳母，自然要送到通吃岛来，让她和阿珂母女团聚。她母女团聚也不打紧，我们岳母女婿团聚，可大大的不同。别的不说，单是听她弹起琵琶，唱唱圆圆曲、方方歌，当真非同小可。丈母娘通吃是不能吃的，不过‘女婿看丈母，馋涎吞落肚’，那总可以罢？”

在中国三纲五常的道德教化下，这想法是有悖人伦，低俗下流。食色性也，贪婪也是人性，韦小宝于自已的人性，从来不回避，也不掩饰，倒也是流氓界一股清流。

本里类似这样下流的段子还有不少。不知道老爷子写作之时，是否有康熙大骂“他妈的”时感受到的快意。

最后，简单说下很多读者称道的这部小说的思想深度，用周星驰版鹿鼎记电影中的台词说来，大概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反清，现在康熙做皇帝，人人有书读，人人有钱赚，管他谁做皇帝，只要是个好皇帝就行了。这一种“有奶就是娘”的思想，在每个时代，恐怕都是“韦小宝”这样的底层市井小民们真实的想法，但这些人从来不掌握话语权，故而当有人代替他们说了出来，国家主义者或者民族主义者便要指责，这方面思想淡一些的人宽容一些，觉得这样的观点角度新奇（让我想到姜文的《鬼子来了》）。

民族主义者便如书中顾炎武、黄宗羲、陈近南，于满汉之分看得极重，为了将鞑子赶出去，不惜在太平盛世发起战争，老百姓水深火热，那也是为民族大义所做的必要的牺牲。然而，汉族也不是一开始便是汉族，在几千年间，也是同各民族不断交融，发展过来。满人入关后，也很快汉化，如今仍是汉族为第一大民族，多民族和谐共处。可见第一要紧者是文化，是人民。

我个人感触最深的，是大势，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舜亡”。大势之下，顺之者昌，逆之者殇。韦小宝顺之，故能在各个敌对阵营中安全游走，逢凶化吉。陈近南逆之，便是个人能力再强，终于不免落寞：

“小宝，你师父毕生奔波，为的就是图谋兴复明室，眼见日子一天天过去，百姓对前朝渐渐淡忘，鞑子小皇帝施政又很妥善，兴复大业越来越渺茫......大业艰难，也不过做到如何便如何罢了”，说到这里，又有些意兴萧索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