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的十根垄还在呢。‘我让给她？’四大伯啐了一口，‘我要串，四哥串给瘪嘴杨两根，另外八根要种烟叶，我跟小义都去了。’母亲向四周的人解释着。

大家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是不让串地还不让垒墙啊，这摆明了是找茬儿。这老四出了名的软弱，这些年要不是小义和他家老三照顾着，这日子还不知道过成啥样呢。为啥这次这么不讲理呢？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

四大伯看着周围人议论纷纷的样子却更加激动了。他抄起和泥的铁锹就开始拆围墙。母亲岂能容忍他这般胡闹！留出一根垄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她撸起袖子就冲了上去与四大伯扭打在一起。幸好在大家的拉偏架下母亲并未受伤而四大伯却满脸是血。

母亲也惊讶于自己的指甲竟然把人挠成这样。最后四大伯像只斗败的公鸡一样被大家推推搡搡地弄回了家。

这也成为了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被议论了整整两年……

瘪嘴杨离开后，四大伯越想越气，‘没有他们家，我们家就完了？’他愤怒地在院子里摔摔打打，‘哼，我倒要看看！’他下定决心要与我家断绝来往。做出这个决定后他心中的愤怒与烦躁逐渐平息。然而四大伯只想着如何与我家划清界限、宁愿将地荒废也不肯让给我们家；却未曾深思瘪嘴杨那臭名昭著的恶名以及他的话究竟有多少可信度。

也许他心中早已埋下了怨恨的种子；在瘪嘴杨稍加挑拨之下便轻易揭开了那层掩盖的土壤，让仇恨的种子得以生根发芽。

半个月后，母亲终于回家一趟，手里提着大包小包，里面塞满了给三姐和小弟的美味。她一边递给三姐，一边殷殷叮嘱：‘家里买了几千块红砖，过几天就会送到。记得把园子四周的秧歌都整理好，到时候砖就堆在院子四周，这样砌墙时就不用费劲来回搬了。’母亲心里清楚，家里最缺的就是一把能干活的好手。三姐虽然勤快，可毕竟是个姑娘家，哪来那么多力气呢。

这次回来，母亲没去看望她的‘闺蜜’四大娘，第二天便匆匆赶回市里了。

时间转眼到了九月中旬，母亲再次踏入家门，这次她打算住上一周。原来，她已经联系好瓦匠，第二天就要来砌院墙了。父亲告诉她：‘西侧的围墙最后砌，不用挖深墙垛，浅浅地挖一层，砌个矮墙就行。还有，西墙别用水泥，得用草泥。’母亲好奇地问为什么，见父亲沉默不语，便也识趣地不再追问。她深知父亲的性子，这般安排定是有他的‘深谋远虑’。在母亲眼里，父亲的形象始终高大，她对他充满了崇拜，从不曾有过半点质疑。

母亲归来的次日，瓦匠裕民也如约而至，他来自六队，一踏入院落，就被那整齐码放的砖垛所吸引，脸上不禁露出了赞赏的微笑。他对母亲的能干深感佩服，那份敬意几乎溢于言表。

在院子的东侧，母亲特意留出了一根田垄。这是农村的传统习俗，盖房时，房檐要延伸到自家的土地上，如此一来，雨水便可顺着房檐滴落自家田地，再也不会扰乱邻里。说到围墙，其实并无太多讲究，按常理在自家田垄上筑起便可。但母亲从不斤斤计较，她心怀宽广，想着自家已有宽敞的房屋和大院，又念及包二子家也即将盖房，便特意留出一根田垄，既方便了新邻，也不忘旧居，这一举动让大家都感到舒心。

然而，围墙的砌筑进度远不如母亲所期。三姐这个女孩子，虽想帮忙，却又力不从心，只能硬着头皮待在家中。她内心焦急万分，毕竟市里只有父亲一人在忙碌。父亲性格谦逊，每每有人相求，他总是竭尽全力相助，母亲担心父亲因难以拒绝而让自己陷入为难。

父母在村里和队里的人缘极佳。得益于小“咣当”火车的便利交通，我们村里的小买卖也愈发兴隆。卖瓜子的、卖鱼片的商贩络绎不绝，他们手持秤砣穿街过巷，每日归来时都需将物件寄存于父亲的小黑屋，那里成了他们的安心之所。更令他们感激的是，每当他们的工具不慎被城管收走时，父亲总能设法帮忙寻回。因此，在村民和市民的心中，父亲都是一个值得信赖和依靠的能人。

母亲原计划一周就能砌到西墙，没想到整整耗了十天。在西侧围墙的工程上，她特意留了一根垄，并详细地向瓦匠裕民阐述了砌墙方案。裕民听后却满腹狐疑，‘这样不牢固啊！’他提出异议。母亲却胸有成竹，她告诉裕民，工钱不会少，只要按照既定方案推进就行。

裕民于是挥汗如雨地继续他的工作。原本散乱的红砖，在他手中一点点砌起，化作围墙。尤其是东侧，还慷慨地扩宽了十根垄，整栋房子顿时显得气势磅礴。母亲每天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