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均输来提供货源，均输官所征收或收购的物资，运往京师后也要通过平准出售，两者如影随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平准法的推行，对于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商操纵市场的不法行为具有比较明显的作用。

但同样也出现了一些弊端。

一方面，官府乱发号令，强迫收购各种物品，导致物价上涨，为商贾牟利创造了条件;另外，官吏直接从事贸易，也必然会出现营私舞弊、官商勾结甚至囤积居奇的现象。

元封元年，桑弘羊出任大司农后，又奏请汉武帝批准，大力推行纳粟拜爵、补官及其赎罪政策。

秦汉时期的纳粟拜爵最早始于商鞅变法，开始实行多交粟帛可以免除徭役的政策。

及至西汉建立后，纳粟拜爵的政策被继续沿袭，并增加了赎罪的内容。

武帝前期为解决财政危机还采取过“募民买复“、“入羊为郎“的措施，桑弘羊出任大农中丞后，进一步扩大了纳粟补官的范围，不再限于官吏，普通百姓也允许买官。

这些措施的施行，增加了财政收入，特别是增加国家粮库的储存，仅仅是元封元年一年，国家粮库即堆满了粮食。

但是这种做法却造成许多严重的恶果:一方面，纳粟拜爵使得许多地主和富农可以免役，不但导致贫富异役，而且减少了国家征发徭役的来源，最终便把徭役的征发摊派到农民身上。

另一方面，破坏了司法制度和选官制度，造成贫富异刑，进一步扩大了司法不公，同时也导致了管理效能的下降和吏治的败坏。

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桑弘羊的理财措施仍可以说取得了巨大成功。

武帝对此也非常满意，所以特别给桑弘羊赐爵为左庶长，黄金二百斤。

天汉元年，桑弘羊被正式任命为大司农，除了继续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财经政策外，所采取的最有影响的理财措施就是实行酒类专卖。

中国古代的酿酒业源远流长。酒的产量和销量也很大。

早在殷商时期，酿酒业就相当发达。

到了西汉时期，随着农业的恢复、发展和粮食的不断积累，酿酒业又有了新的发展，饮酒之风盛行，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酿酒业非常兴盛，私营酒酤的利润也相当丰厚。

天汉三年，为了更多地增加财政收入、镇压农民起义和更加垄断市场，桑弘羊奏请武帝实行了酒榷(酒类专卖)，由官府对酒类实行专营，以独占酿酒和销售的利润。

酒榷政策实行后，对于增加财政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

仅仅是通过销售，国家即可以获得百分之二十的盈利。

如果再加上高额的酿造利润--每生产一千酿酒，至少可得到二十五万二千钱的盈利，其收入将是一笔很大的数字，确实能够“赡边，给战士“，解决很大的问题。

桑弘羊在兼任大农令期间，奏请汉武帝设置了“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

由大农部丞负责监管和指导各个郡国的财经事务，改变以往对财经多头管理的弊端，同时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财经管理系统，为保障和推行新的财经政策做好人员上的准备。

太初元年，大农令改称大司农后，大司农系统又进一步扩大了组织机构。

除了大司农中丞外，大司农的属官增加了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和斡官、铁市两长丞。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在扩大大司农属官的同时，桑弘羊对地方上的有关财经官员也进行了改编和重组。

以往隶属于郡国的诸仓(主管仓库)、农监(主管农桑)、都水(主管水利)等六十五官长丞，都被划归大司农直接管辖。

这就进一步统一了全国的财经管理，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也使桑弘羊可以有效地实施自己的理财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