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的能吏去严厉镇压不法豪强外，还同时任用了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从而改变了吏治苛严和破坏的现象，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政治局面。

由于他有过牢狱之灾的经历，所以，对冤狱他深恶而痛绝之，提出要坚决废除苛法，平理冤狱。

他亲政后不久，就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

为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前67年，还在朝廷增加了四名廷尉平一官，专掌刑狱的评审和复核，并设置了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

前66年，又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并下令赦免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

前54年，他派24人到全国各地巡查，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他还先后十次下令，大赦天下。

7次颁布了减免田租、口赋及其他杂税的诏令，6次颁布赈贷种、食和“勿收责“的诏令。

凡遇郡国遭受水旱、地震灾害，当年租赋徭役皆免。

昭帝时颁布“令民得以律占租“的法令，废除了律外苛税。

宣帝时还下令“勿行苛令“，减盐价，禁止官吏“擅兴徭役“，注意减轻农民负担。

针对武帝末年因对外战争、封禅等所造成的国力严重损耗，农民负担沉重，大量破产，使得国内矛盾激化的情况，辅政大臣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多次以昭帝名义下诏下令减轻人民负担，罢不急之官，减轻赋税，与民休息。

对外方面，改变武帝时对匈奴长期作战的政策，一方面加强北方戍防，多次击败进犯的匈奴、乌桓等，另一方面重新与匈奴和亲，以改善双方的关系。

从而使得武帝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停止下来，有助于国内的经济恢复与发展。

在经济方面，因武帝实行盐铁专卖引起天下议论，霍光于始元六年召开“盐铁会议“，对武帝时各方面政策进行讨论。

这次政策大讨论的情况，保存在桓宽所编著的《盐铁论》一书中。经过争论，取消了酒的专卖，而保留盐铁专卖。

昭帝时，因霍光内外措施得当，使得武帝后期遗留的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西汉王朝国力得以恢复。史称“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为制止土地兼并，刘询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

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地主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

刘询继续奉行了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方针。公元前73年，他即位不久，就免除了当年租税。

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病疾的地区，免除三年的租赋。

公元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盐价，减轻老百姓过重的负担。

公元前55年，他下令减少天下口钱。

公元前52年，又下令减收全国百姓算赋钱，1算减30钱。公元前51年，又再次诏令免除当年田租。

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

当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400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

他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后，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供给京师所用，一下就减省关东多半的漕卒。

在刘询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劝科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

刘询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

在刘询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造了汉代的最低价。

为防止谷贱伤民，刘询特设立了“常平仓“，以国家力量来干预粮食价格。

如果粮食丰收，就以不太低的价格买进，等到饥荒时，则以原价售出。

“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

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运时，输谷四百万斛到京师需要动用关东漕卒六万人，耗费相当惊人。

因此耿寿昌建议就近购买三辅及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之谷，认为足以满足京师所需，且可将漕卒的员额减省一半;同时又奏请将海租(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