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他后来又被推荐为郎官。

但饱经坎坷的陈汤并不以此为足，按照汉朝的规定，成为郎官仅仅意味着进入官场，并不能保证一定会获得升迁。

出身卑贱如自己者，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到边塞建功立业，因此陈汤多次主动请求出使边塞。

直到公元前36年，他终于被任为西域都护府副校尉，与西域都护甘延寿一起出使西域，仕途不顺的他总算有了接近立功的机会。

不通地理者，不为将才。在奔赴西域都护府所在地的路上，每经过城邑山川时，陈汤都要登高望远，观察地形。

到达目的地乌垒城后，甘、陈二人接触到关于北匈奴的第一手资料：郅支单于已经在康居站稳脚跟，且因驱逐乌孙之功，日渐骄横，气焰愈发嚣张，寻茬怒杀康居国王女儿及贵臣、百姓几百人；

又强迫康居国人为他修筑单于城，每日征发500余名苦工，历时两年才完成；

还勒索大宛等国，令其每岁纳贡，其势力范围控制千里之阔，逐渐坐大。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陈汤深感局势不容乐观：郅支远遁康居后，汉朝边境虽无烽火之灾，但从汉宣帝以来确立的西域秩序开始面临挑战。

无力抵抗郅支暴行的西域诸国，都开始把眼睛瞄向汉廷：如果谷吉之死没有任何说法，如果听任北匈奴这一支在西部继续坐大，到底是跟汉朝走，还是臣服于郅支?

这样一来，大汉王朝在西域用铁血刀兵辛苦打造出来的威望，恐怕要打一个问号了。

因此，陈汤感到深深的焦虑，心中暗暗下定战斗决心：对郅支单于之战宜早不宜迟，与其养虎为患，不如先发制敌。

于是，陈汤这位刚刚任职西域都护副校尉的年轻人，对甘延寿进言建议如下：“郅支单于凶悍好战，勾结康居，不断侵略邻国，目的在于并吞乌孙、大宛。

一旦把这两国征服，几年内西域所有王国都会受到威胁。

长久姑息，郅支‘必为西域患’。

趁其现在没有坚城强弓，无法固守，不如我们发动边境的屯田士兵，加上西域各国人马，一举发起进攻，直指其城下，郅支势必无处可逃，你我将于一朝之间成就千载功业。”

短短一番话，利害得失、战略战术一清二楚，无怪乎史书称陈汤“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

对此，甘延寿“亦以为然”。

但作为一名关西行伍老兵，他知道自己仅是朝廷放在西域的一线官员，没有对外决定作战的权力，这必须奏请朝廷才能再定。

而陈汤认为战机万变，不容错过，且中央官吏远离一线，敌情不明，其公议“事必不从”，必须果断行事，先斩后奏。

奈何甘延寿不敢作主，“犹豫不听”。

在主官不同意的情况下，身为副职的陈汤纵然把战争规划得再完美，也只能是纸上文章。

巧合的是，接下来上苍在冥冥中给了陈汤一次机会：甘延寿突然病了，而且病的时间还不算短——正职主官久病卧床，陈汤这个副校尉自然要代职理事。

历史以史实证明，他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不但以都护名义假传汉廷圣旨，调集汉朝在车师的驻军，还集合了汉朝西域各属国兵发出征召令。

大军云集、准备出兵之际，卧病在床的甘延寿得知消息，马上从病床上“惊起”，想要阻止这次作战行动。

对于矫诏发兵的陈汤而言，此时汉军和属国兵已经集合完毕，开弓没有回头箭，已经没有退路。

值此紧要关头，陈汤怒发冲冠，手按剑柄，厉声警告甘延寿：“大军都已集合，你想让众军泄气么?”

尽管史书记载甘延寿是个勇武有力的大力士，这时也只能“遂从之”，就此搭上了陈汤的战车。

甘、陈二人通力合作，一面派人回长安向皇帝上表“自劾”矫诏之罪，同时“陈言兵状”，一面率领大军向西出发。

就这样，汉家王朝多年不动的军事机器，在陈汤这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手中终于再次发动起来。

由于陈汤矫诏出兵，后世很多人都称他为一“赌徒”。

其实，军事行动本身常常与高风险性相伴，关键是看风险能否与价值相权衡。

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陈汤的冒险远征颇有可取之处：

第一，缩短距离。康居相对于汉朝的远距离地理优势，曾是郅支单于引以为恃的天然优势，但在陈汤矫诏发兵的突击决策面前则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