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时分，单于城四面火起，汉军士气大振，大喊登城，锣声、鼓声、喊杀声惊天动地。

汉军举盾堆土，破城而入，城外康居兵见势不好，迅速逃遁。

郅支单于抵挡不住，率领百余人且战且退，到王宫中负隅顽抗。

汉军借助火攻勇猛进击，一举格杀郅支单于，斩首成功。

此战共斩单于阏氏、太子、王公以下1518人，生俘145人，投降者1000多人。

公元前35年正月，北匈奴郅支单于的人头被快马送至汉朝首都长安，谷吉等人在九泉下可以瞑目了。

陈汤灭郅支单于之战赢得似乎太过容易了。

简简单单的一个远程奔袭，不到两天的攻防战，轻轻松松就斩首夺城，几乎是完全一边倒的战役，没有一点悬念感。

但看似轻松的胜利，并不是偶然的。

除去陈汤远程奔袭达成的军事突然性因素外，更是汉匈双方实力对比的较量所致。

首先，战略态势天翻地覆。

想当年，冒顿单于在位时，大破东胡，西逐月氏，南并楼烦、白洋，北服混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26国，统一大漠南北，属下控弦30万，雄极一时，久经战乱、刚刚立国的汉朝自然难擢其锋。

从汉高祖刘邦到文景二帝，大汉王朝隐忍数十年，蓄力数十年，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国力资源，在一代雄才汉武帝手中全面发威。

汉匈大战历经数十年，战略态势开始全面逆转。

斗转星移，郅支单于时代，匈奴早已丢失河套、陇西、凉州等战略要地多年，何止“亡焉支山使妇女无颜色”。

伴随着汉朝不断开荒移民、屯田移民、交通西域的战略推进，匈奴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充其量只能在小国中兴风作浪，对比刚刚经历过“昭宣中兴”的大汉王朝，无疑是相形见绌，此消彼长。

正如当时一位匈奴大臣所言：“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

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如此，未尝一日安也。

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

这就是形势，形势比人强——任何一位匈奴单于，都无法无力改变这个实力差距悬殊的战略形势。

其次，军力对比差距明显。

袭灭郅支单于之战，不仅仅是陈汤矫诏出兵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同时它更是大汉王朝几十年来逐渐建设完善的军事力量(包括制度优势在内)对抗游牧民族的一次实战检验。

在对匈奴作战中，汉朝边打边学，边学边改，骑、车、步各兵种不断调整，重新组编。

从汉武帝时代起，骑兵发展迅速，公元前119年春漠北之战时，仅卫青、霍去病两军的战马数量就达到了14万匹，实力十分强大。

最终汉军骑兵完成了向战略军种的转变，成为军中的第一主力兵种，从而使汉军能够以机动对付敌之机动，既可远程奔袭，也能迂回、包抄、分割、围歼，赢得战场上的主动地位，杀伤力和机动性都大大提高。

而且汉军特别注重将骑、车、步兵联合作战。

汉武帝时卫青出塞作战，就曾以武刚车(有皮革防护的战车)环绕为营，以作防御，同时纵精骑5000出击匈奴。

在实战经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汉军形成了一套以骑兵野战、步兵攻坚、车兵防御的克敌制胜战法，协同作战方式渐渐炉火纯青。

在灭郅支之战中，也正是因为汉军军力强盛，各兵种协同作战，攻防兼备，万余康居骑兵才对汉军主导下防守严密的联军阵地无计可施，徒呼奈何。

更何况，汉军长短兵器装备之精良，远非游牧民族可比。

反观匈奴方面，始终长于进攻而短于防守，防御战从来就不是游牧民族的强项，其与生俱来的机动性优势没有任何用武之地。

郅支单于伏诛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既高兴又恐惧——高兴的是死敌已灭，恐惧的是汉军武力强大。

于是，他更加恭谨地第三次单身朝觐，表示“愿守北幌，累世称臣”，这才有了著名的“昭君出塞”，南匈奴的命运从此彻底和大汉王朝绑在了一起，自秦汉以来的北方边患从此一举解除。

即便到后来王莽改制、天下大乱之际，匈奴也无力趁虚而入。正如当时汉宗室刘向所言：“(此战)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

以一次战役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