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知道会引来杀身之祸也愿意收留他，张俭在众人的帮助下，得以逃亡塞外。

因为收留他而被追究灭门的，前后有数十家之多宗族亲戚都被杀害，郡县因此残破不堪。

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八年之后的熹平五年闰五月，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灵帝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收捕并处死曹鸾。

接着，灵帝又下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

党锢的范围扩大，波及更多的无辜者。

中平元年春二月，黄巾之乱兴起，汉灵帝怕党人与黄巾一同作乱，遂于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亲属关系与党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锢。

中平六年，汉灵帝病死，少帝刘辨继位，外戚何进担任大将军，执掌朝政大权。

何进图谋诛除擅权的宦官张让，赵忠等人，反被宦官诱入后宫杀害。

为替何进报仇，豪族出身的官僚袁绍领兵冲入皇宫，把宦官杀戮殆尽，结束了外戚宦官长期专权的局面，史称十常侍之乱。

中平六年三月灵帝死，九月董卓掌权，废少帝立献帝，派使者吊祭陈蕃、窦武等人。

董卓掌权后，大肆淫乱后宫，施行暴政，弄得民怨沸腾，百姓怨声载道，各地诸侯纷纷讨伐，直到王允利用吕布和董卓的矛盾使反间计杀死董卓。

事隔整整22年，东汉朝廷才算正式为陈窦等人平反。

虽然本质上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激化的一种形式。

但是，面对宦官专权造成的官场腐朽，政治黑暗，一些有见识的士大夫敢于挺身而出，扬清激浊，不仅是对本阶级根本利益的一种自我挽救，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因而带有一定的正义性，应给予肯定。

东汉桓、灵二帝之前，宦官、外戚虽然专权，但有名臣陈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强等心向朝廷，局势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后汉书》中所说的“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但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酿成黄巾之乱。

士大夫、豪强离心，于是黄巾之乱以后群雄并起，东汉最终走向了灭亡。

此时的士大夫和贵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结的。

这一者出于战国之世贵族好养士，士人好奔走的习惯，一则出于此时选举上的需要。

当时的宦官，多有子弟亲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则居乡恃势骄横。

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动舆论反对他，正是立名的好机会。

士大夫和宦官遂势成水火。这一班好名誉好交结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标榜，互相结托。

京城里的大学，游学者众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为他们聚集的中心。

结党以营谋进身，牵引同类，淆乱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忌。

当时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

而且用了这一个罪名，则一网可以打尽，这是多么便利，多么痛快的事!

宦官遂指当时反对他们的名士为党人，劝桓帝加以禁锢，后因后父窦武进言，方才把他们赦免。

167年，桓帝崩，无子，窦后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孙灵帝。

太后临朝。窦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于窦氏的陈蕃，做了太傅，则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

谋诛弄权的宦官，反为所害。太后亦被迁抑郁而死。灵帝年长，不徒不知整顿，反更崇信宦官，听其把持朝政，浊乱四海。

而又一味聚敛奢侈。此时乱源本已潜伏，再天天给他制造爆发的机会，遂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了。“

皇甫嵩，安定郡朝那县人，东汉末期名将，雁门太守皇甫节之子、度辽将军皇甫规之侄。

皇甫嵩出身于将门世家，最初被举为孝廉、茂才。汉灵帝时被征为侍郎，迁北地太守。

黄巾起义爆发后，与宦官吕强上疏请求解除党禁，被授为左中郎将，率兵讨平黄巾之乱。

战后升任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槐里侯。

到任后，他奏请减免冀州百姓一年的租税。后因得罪权宦赵忠、张让而被罢免，改封都乡侯。

中平五年，被起用为左将军，击破王国叛军。

董卓掌权时，皇甫嵩遭到陷害，经其子皇甫坚寿求情，才得以保全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