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桂也力主出兵。明朝基本没什么喘息时间就赢来了清军主力的围攻，不仅如此，在内政上由于孙可望长期执掌中央政权，其旧部依然遍布整个永历政权，指望李定国能在短期内理顺朝局本就不现实，面对孙可望背靠清廷的招降草木皆兵、举措失当也是可以预见的。孙可望本人虽未前往战场，但将部分亲信派往军中作向导，后续战争中清军几乎轻易绕开了明军布防的不少天险很难说与此没有关系。

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无话可说。无论是英雄、枭雄还是奸雄，只要有一个“雄”字，就要有自己的底线。晋安之乱时，面对卢循十万大军，刘裕手上不过五千余人，众将纷纷劝他避其锋芒，而刘裕之后的话，则为“雄”到底该是什么样，做了充分的注解：“今兵士虽少，自足以一战。若其克济，则臣主同休；苟厄运必至，我当以死卫社稷，横尸庙门，遂其由来以身许国之志，不能远窜于草间求活也。”不成功便成仁！

同样，这段话也可以留给历史上的李自成，远窜于草间求活，是求不来活的，李自成的人生结局，就成了被农民打死的可笑，甚至不如轰轰烈烈死在抗清的战场上。

所以刘裕成了宋武帝，孙可望成了所谓的“义王”，说出“今为李定国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数茎头毛，行当投清师以报不世之仇耳”，他最后的历史作用，就是证明李定国的正确，证明他确实不是开国之君这个料，证明“可望之肉足可食乎”。

卿本佳人，奈何为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