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植对这两种利器很感兴趣，让身边侍从去向赵方学习使用，转身施礼道：“泽之能心怀大义，那是冀州之幸。唉，过去是我心怀成见，还望泽之不要见怪。”

夏雨笑道：“不敢。”

随即故意叹息：“冀州视我为佞臣的吏员还少么？道听途说，就认为我是唯利是图，蛊惑方伯的人。

卢公，你不知道，我从常山到洛阳的一路上，看到肥沃的田野上无人耕作，官道上，许久不见一个人影，只有些野狗野兔出。唉，当年的繁盛不见，昔日的奢华也不见，我心中满是伤感，因此决心为冀州百姓做些实事。

可惜世人皆是追求功名利禄，以为我是奸佞之辈。知音难觅啊。正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夏雨的这一番话彻底打消了卢植对他的偏见，他也是一片忠心反为宦官中伤之人，感同身受之下，立刻道：“泽之不需伤感，世人蝇营狗苟，怎能理解我等的志向！以后再有人数短论长，我自为你分辩。”

夏雨满脸感动，起身下拜：“现在正有一个不情之请，还望卢公相助。”

卢植伸手扶他，“泽之请讲。”

“便是方伯檄文中的第二件事情，召集冀州豪族大姓，以粮草换取铁官铜官金矿等矿场工官的债券。用收到的粮草备击贼之用。”

刘焉的檄文除了要备寇，还要备粮，但是现在春季，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农人手里是没有什么粮食的，再征粮也征不到多少，只能在豪族身上下功夫。

不过刘焉初来乍到，对于冀州豪族无一丝一毫功劳，就想要人家大出血，可能会影响他的权威性。所以夏雨想了个法子，就是以粮草换取矿场的债券，多换多得。

矿场工官一向是宦官任命，利润巨大，但是冀州黄巾乱起，十个矿官有九个停工。

冀州唯一的一个工官在邯郸，深受黄巾灾祸，所有的设备都被抢走，工匠一哄而散，连工官长都逃跑得不见踪影。

是以檄文中的这一条，却引起了大族们的猜疑，有人认为这是刘焉敛财的手段，有人觉得方伯是真心想击贼，也有人想要收集信息以便观望。这两天，虽然没有人直接找刘焉询问，却把州府中的吏员们烦得够呛，到处是托关系来问情况的。

对于这事，卢植自然知道。

他是管武职的，要是没粮，哪还能打什么仗，因此他是最支持刘焉这条建议的。而且认为刘焉不该用矿场换粮，应该直接强硬借粮，否则那些大户讨价还价，拖延时日，岂不是影响平贼？

他抚须问道：“这事方伯办得太温和了。泽之，你也觉得应该强硬借粮吗？以我看，我等当联名向方伯建议。”

他没有提和张超联名。

这是因为张超是管内政的，且是大族，要是强硬，按照此时风俗，张家也不可避免要出粮。卢植虽然和张超很谈得来，在种关乎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也不敢保证张超能舍弃自身利益。

不过，这是卢植自己的想法。

张超在应刘焉辟除之时，就已经想到了这点。冀州贼寇众多，刘焉是在朝廷上保证了要击贼的，没有粮草，怎么招募兵卒？没有兵卒，谁来击贼？

这点他兄长张邈也想到了，送他离京前曾经私下交代：“刘冀州此次挟天子诏命，开州牧之先，必定要做出一番功业的。

我张家是东平大族，与冀州相隔不远，此次你要在冀州立住脚跟，绝不能在粮草上吝啬。只要刘冀州下檄文，按照征收常例，他要多少，张家就出多少。”

因此张超是计划好要出一份粮草的，只是没想到夏雨出了个以粮换券的主意，有券总比白出好，张超一下子认购了五十张券。

夏雨笑道：“方伯初来冀州，就态度强硬，只怕有人不服。中间有个缓冲也好。只是现在很多人议论纷纷，不看好以粮换券。我想问卢公，高邑县城的治安还好么？”

今年灾祸连连，粮食紧张，豪强大族对粮草看得很紧，况且谁也不知道矿产债券的含金量，向他们换粮如同用刀割肉了。

士族可能因为在各地担任官员，看刘焉和张超的面子，还可能出粮。可豪强却没有那么长远的眼光，很可能会串联大小豪强，甚至联合山中贼寇，来试探刘焉的深浅。

要是刘焉压不住，就有可能掀起武装反抗。

夏雨问起治安，卢植也知道他的意思，自信道：“高邑县的县尉曾经从我学习，我一来，县中治安早已收到了手里。至于县城的防御，则是由我的旧部王良来负责。

王良是随着卢植讨伐黄巾时期的旧部，现任职清河国都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