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中间起，透出喉管，离顶命心冲出来一寸三分高，显出一条红线，红线顶上现出一颗红珠。无论行走坐卧都要想到这颗红珠，自然会起变化，而且变化无穷，随心所欲。但必须严守秘密，虽夫妻间也不能泄露。”

所谓“红线”“红珠”，无非是一些幻觉，但是刘从云为了蒙骗更多人，先是训练了几十个帮手，在他扶乩降休之时装模作样配合，用现在的话说叫做“逗笼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神仙”的影响越来越大，他选择了一批有点社会名望的道徒，凑成了一百单八将星，其势力范围和影响也逐渐扩大。

刘从云创立的教派叫做孔孟道。到1925年，教徒已有1万多人，分布在四川威远、荣县、内江、富顺一带。在道徒刘沸澄的介绍下，刘湘认识了刘从云，一番交谈之后大为倾心，主动要求加入了孔孟道，道名玉宪。随即，刘湘又介绍他手下的部属统统加入孔孟道，并且全都取了道名，潘文华道名玉羽，唐式遵道名玉美，王缵绪道名玉道，王陵基道名玉豹，范绍增道名玉

泉，杨森道名玉勇，等等。刘湘不仅要求其部下加入孔孟道，还要求部下绝对服从刘从云的指挥。有人不解，问刘湘为何迷信神仙，刘湘笑着反问：“你们要那么多小老婆都可以，我要个神仙都不行?”虽说是玩笑话，也能看出刘湘对刘从云的喜爱。

1929年夏，刘从云提出要为刘湘建立一支“神军”，立即得到刘湘的大力支持，电令各部通力合作，共同筹款。有刘湘的号令，部属们纷纷响应，在很短的时间里便筹集了银元23万多元，指派蒋尚朴、刘晓岚迅速到上海采购枪械。到1931年，神军扩大到13000多人，刘湘将其改编为模范师，师长由刘湘自己兼任，实际上由刘从云掌控。

于是，在刘湘的军事会议上，经常会出现荒诞不经的场面：刘湘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时，川军各将领身着戎装，分坐左右两排，神仙刘从云却穿着拖地长袍，头戴红顶瓜皮帽，脸上涂抹几笔油彩，坐在一帮威严的军人之中，显得不伦不类。偏偏刘湘迷信至极，每逢刘从云扶乩之时，便要川军将领在“刘神仙”面前跪下。军阀中也有不买账的，比如有一次杨森就嚷嚷起来：“我妈死了我都没磕头，绝对不能给刘从云跪的。”刘湘的手下师长范绍增，每当碰到给刘从云下跪的场面，他便跪在地上，心里暗骂。

在后来围攻川陕红军的时候，刘湘让刘从云当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统一指挥几路川军的战斗。进攻打仗前先摆开阵势做一番法事，拿乩语当军令，这样的仗怎么打得下去?刘湘手下大多数部将虽然不敢明说，心里却窝着一肚子火。老牌军阀王陵基在发给刘湘的电报中直截了当地说：“钧座(指刘湘)之命绝对服从，刘妖(刘从云)之令，誓死反对。”刘湘拿王陵基没有办法，不换思想就换人，只好撤了王陵基的职。结果，这次战役输得一塌糊涂，许多军官主张杀刘神仙以谢川人，刘湘想保他也保不住了，无可奈何，只好让他收拾乩盘走人。1935年初，刘湘派人把刘从云送出了川境，任他继续去江湖上蒙混。解放后，刘从云被政府逮捕改造。

大川饭店事件

1936年8月13日，刘湘向成都各界和新闻媒体透露了日拟在蓉置领事馆事。刘湘对与会者说明自己已严词拒绝，大家听了无不热烈拥护，刘湘增强了反对日在成都设领事馆的决心。

但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蒋介石、张群等不敢向日言明四川刘湘坚决拒绝的强硬态度。在南京政府模棱两可的怂恿下，日方派驻成都领事岩井英一一行18人，竟于8月17日飞抵重庆。刘湘得报后，一方面致电外交部必须阻止日方来蓉；另一方面又急电重庆市政府转告日驻渝领事馆：鉴于蓉城反日民情激昂，为防滋生事端于未然，请劝阻日方岩井英一等暂缓来蓉。否则，造成事端将概由日方负责。

但日方见了刘湘电文后，仍不甘心放弃对成都的企图，便改头换面，将置领事馆改为“日本国外务省选派深圳经二、渡边洗三郎、田中武夫、濑户尚等四人游历中国历史名城成都”。其实，这四个日本人是以“游历”为名，欲来成都观察市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