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兼导演常见站在舞台的一角喊音乐、灯光、字幕、音响、张生月准备好了没有？大家一一回答准备好了。大幕徐徐拉开，音乐缓缓响起，从舞台的一角，也就是从幕布的一条裂缝往下看，我看到的尽是空空荡荡的椅子。现在是排练，暂时还没有观众。

刚才常见叫的张生月就是我，在这个戏公演之前我是编剧之一，这个戏公演之时就是我的编剧结束之日。我将作为一名观察员，被导演安排在舞台的一角，对观众进行观察。现在我像一位实习生，端坐在舞台的一角，手里拿着一支圆珠笔和一本笔记本。观众席上空空荡荡，我想象上面坐满了观众，我想象他们的表情，我想象他们拍红了的巴掌。

我们话剧团好多年来一直没有排出过好戏，一十年来眼睁睁看着别人把奖杯拿去，一十年后奖杯总也回不到我们这里。所以我们的团长兼导演常见碰到谁人都说给我写个剧本吧。他对我这么说，对灯光这么说，对音乐这么说，对所有对创作感兴趣的人这么说，给我写一个剧本吧。有一天他召集我们几个剧团的骨干开会，那时天气很热，他不停地用他的手指抓他的手臂。七八个人围坐在办公室，一言不发，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汗珠，时间和空气好像都停止不动了，那些汗珠尽管那么夸张地挂在每个人的脸上，但总也没掉下来，夸张的依然夸张着。常见抓手臂的声音，在那种气氛中尤其显得突出，我们听到富于节奏的嚯嚯声，我们看到常见被抓的手臂红得快出血了。

剧本剧本剧本，你们谁给我拿出一个像样的剧本来，常见甩开他的手，跳到办公桌上不停地跳着，他每跳一下，桌子就要抖动一下，地球也仿佛抖动了一下。他的头部不时碰到天花板上。他在跳跃的过程中说你们再不给我搞出一个本子来，我就当不成团长了。

一个星期之后，我和团长常见、诗人袁利刀卷着包袱，去了郊区一个名叫大王滩的地方。这是一个风景区，我们打算在这里弄出一个好本子来。我们没带BP机、大哥大，也没带什么好酒，只带了一张本省的日报，这张报纸的头版头条刊登了一位好村长的感人事迹，我们必须从这篇报道中挖掘出一个好本子。

从进大王滩的那一天起，我们就被剧团的同事们称为三条枪和工程兵。我们三人出发前喝了一碗鸡血酒，并对天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写出好剧本，如不写出好剧本，誓不回家门。带着这样的雄心壮志，我们开始分工。常见负责想题目和概括一个时髦的主题，袁利刀负责结构和设置矛盾，我则重点考虑几个感人的细节，也就是整个戏的血肉，按我们的行话说想出几个叫彩的地方。

分工完毕，我们回到各自的房间，每个人都直奔主题，抱着头想各自的问题，就像小时候想爹妈那样想，就像青年时想恋人那样想，就像现在想钱那样想。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想，反正我喜欢躺在床上想。我一想问题的时候，特别是把问题当问题想的时候，胃酸就特别的多，它们溢到我的嘴里，使我不停地想上厕所。我就这样想了一天一夜，总算有了一点眉目，而他们也都拿出了自己的方案。三人一碰头，竟然发觉大家都想得不错，袁利刀说想不到我们都是天才。常见说就按这个思路写，由张生月执笔。

我每天写出一段戏，交给他们修改和斟酌。在他们修改和斟酌的时候，我接着写下一段戏。如此一个星期，我们把戏拿了出来。我们塑造了一位贫困山区的村长，写他如何与贫困、疾病和落后作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整个村庄就要脱贫致富的时候，他却被病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其间充满了感人至深的细节，矛盾起伏跌宕，既对村长的思想形成作了铺垫，又对他战胜困难的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表现。我们认为这是一部能够拿大奖的戏。

我们把这部戏拿给主管部门的领导看，领导看过之后一拍大腿，只说了两句话。他先说了一句：绝了！然后沉默了两分钟，再说了一句：真的绝了！常见同时把这部戏拿给他的妻子看。他的妻子是实验电影院的放映员，看过许多美国大片。他的妻子在餐桌上看完了剧本，说，常见，嘿嘿，你想知道我对你们这个本子的看法吗？常见说想，我们这个本子既想给官方认可，也想让老百姓喜欢，也就是说我们想要两头讨好。他的妻子这时只是一个劲地傻笑，并不急于发表意见。常见伸手去抢剧本，他妻子把剧本收到身后。常见觉得无聊，想干吗要玩这样的游戏，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还躲躲闪闪的。他认为他的妻子不会有什么好的见解，与其征求她的意见，不如睡个好觉。听够了人们哭，听够了人们笑，受够了马车花轿汽车和大炮，该让我听见水声，听见鸟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