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的韵味，它不仅使读者看在眼里，心情轻松，乃至于忍俊不禁，而且还像斯威夫特、伏尔泰、马克·吐温或萧伯纳的幽默，发人深省。比方说，19世纪上半叶，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立国还不太久，人们老是觉得自己脱不掉乡下气，一切时尚紧跟在欧洲后头，特别是以英国、法国马首是瞻，乃至于东施效颦。因此，梭罗就在《瓦尔登湖》中写出了“巴黎的猴王戴了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便群起仿效”。读者不难揣想，美国人读到这类诙谐字句，管保暗自发笑，毋庸置疑，这笑声里还包含着梭罗把他们当作猴群的默认呢。总之，像上面这样涉笔成趣的诙谐幽默的词句在书中可谓比比皆是，梭罗就是通过它们来揭示：我们人类是何等愚蠢啊。

梭罗还擅长夸张手法。最好的实例就是当年他在《瓦尔登湖》初次问世时扉页上所写的题词：“我无意写一首闷闷不乐的颂歌，可我要像破晓晨鸡在栖木上引吭啼唱，只要能唤醒我的左邻右舍就好。”不言而喻，作者旨在说明自己不愿做什么闷闷不乐的哀叹，他要使自己写在书中的切身感受对人们多少有所裨益。反过来说，作者写在书里的是一首精神抖擞、乐观向上、歌唱生活的欢乐颂。这是全书的宗旨，气势豪迈，而又言简意赅，原本印在卷首，意在引人醒目。不知何故，后来数以百计的《瓦尔登湖》版本上几乎全给删去了，依我看，显然拂逆了作者的初衷。他有时还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比方说在《消极抵抗》的名篇中就是这样，他写道：“我衷心地接受这箴言——‘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相信这箴言等于说——‘不管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接着，梭罗就笔锋一转，对自己过分激烈的观点有所收敛，采用委婉的口吻说：“我不是要求即时取消政府，而是要求立即有个较好的政府。”从而表明了自己绝不是政府废除派的立场。但是，弦外之音，反过来说，政府要是逼迫人民去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人民就应该拥有消极抵抗的权利。《消极抵抗

》一文，原先也是应乡民们要求所作的讲演而写成的，随后不胫而走，远播海内外。没承望梭罗这种单凭个人力量的“非暴力抵抗”的主张，极大地激发了世界各国仁人志士——比方说，圣雄甘地、列夫·托尔斯泰和马丁·路德·金——的灵感，显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垮掉的一代”中最出名的小说家杰克·凯鲁亚克（其代表作是《在路上》）等人，也对当时尽管繁荣但无生气的美国文明做过真正的抗议。美国文学史家据此指出：他们就是继承了美国的悠久而了不起的抗议传统，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梭罗的风骨。

梭罗在书中谈天说地、纵古览今时，一边立论公允，痛斥时弊，一边又提出不少积极性的批评与建议，其内容十分广泛，涉及饮食文化、住房建筑、生态环境、学校教育、农贸渔猎等等。他反对当时严重脱离实际、费用高昂、培养年轻学子的学院式教育，提倡“与同时代中最有教养的人交游，从而得到更有价值的教育，那是压根儿不需要付什么钱的”。显然，这是梭罗追随爱默生、获得诸多的可贵经验而得出的结论，十分精彩有力，至今仍然启迪后人。他一贯主张生活简朴社会公正，在书中这么写道：“我深信，如果人人都像我当时那样过简朴的生活，那么，偷窃和抢劫也不会发生。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盖因社会上存在贫富不均。”寥寥数语一针见血地触及当时美国社会上贫富悬殊的要害。梭罗还根据个人耕作体验，认为“一年里头只要工作六周，就足够生活开支”，或者换句话说，一周之中只要工作一天，剩下六天时间，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安心读书，思考问题，或者从事艺术创作，等等。要知道，一周以内，人们六天工作，一天是安息日，这本来就是上帝的安排。梭罗身为基督徒，却大唱反调，主张工作一天，休息六天，岂不是大逆不道吗？总之在本书中，读者时不时碰到类似上述的叛逆言论，说梭罗是一个社会批评家，一点儿不过分。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用很大篇幅谈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草木鸟兽的和谐相处，有许许多多精彩片段，恕不一一列举。我打算日后另撰专文予以介绍。这里着重提一下，梭罗还主张社会内部各族群之间和谐相处。自古以来，北美大陆的主人、原住民是各部落印第安人，欧洲殖民者到达“新大陆”后不仅肆意残杀无辜的印第安人，使其濒临种族灭绝的境况，而且彻底毁掉了悠久的印第安人文化与生活方式，还对印第安人持极端歧视的态度。殊不知梭罗乃是狷介之士，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在书中常常笔酣墨饱地写到印第安人的种种美德，甚至说，即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