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的，太阳冉冉升起，我可从来没有具体地出过力，但是切莫怀疑，只要赶在日出之前到达现场，其意义就非同小可。

有多少个秋天，是的，还有多少个冬天，我是在镇外度过的，试图谛听风中有什么好听的，听后将它精准地播发出去！我为此几乎投入了我所有的资金，为了这笔生意，我顶着风东奔西跑，累得连气儿都喘不过来。要是风中有涉及两党政治的信息，那它肯定成为最新要闻刊登在各大报刊上了。别的时候，守望在悬崖或者大树旁的观测台上，用电报发布新来的人的信息；或者傍晚时分在山巅上等待暮色徐徐降临，也许我会捕捉到一点儿什么的——尽管我捕捉到的从来就不多——何况这不多的东西如同“天粮”①似的会在阳光下消融殆尽。

有过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家发行量不很大的杂志②记者，编辑也从来不觉得我写的大量稿子可以刊用，反正作家们对此都有同感，我煞费苦心地写作，换来的只是痛苦。不过，就这件事来说，痛苦乃是它自身的回报罢了。好多年来，我自我指派为暴风雪和暴风雨的督察员，而且忠于职守；我还兼任测量员，测量公路以外的森林小道和所有交叉通道，确保它们畅通无阻；此外，我还测量过四季通行的峡谷桥梁，反正公众接踵而至，足以证实它们具有很高的利用率。

我还看守过镇上未驯化的牲畜，因为它们常常蹿过围栅逃逸，让一个恪守职责的牧人吃足苦头；我对农场里人迹罕至的角角落落也很注意；虽然我并不知道约那斯或者所罗门①今天有没有在哪一个特定的地块干活儿，反正是跟我毫不相干的事。我给红色的越橘、沙地樱桃树、荨麻、红松和黑，还有白葡萄藤和黄色紫罗兰都浇过水，要不然它们在天气干燥的季节里就会枯萎不堪。

总而言之，我就这么干过很长时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忠心耿耿地一门心思扑在我的工作上，直到后来事态越来越

明显，我的乡友们压根儿不把我归入本镇公职人员之列，也不让我挂个闲职，拿一点儿菲薄的津贴。我做的账目，我可以起誓说，非常准确可靠，但从来没有人来核查过，更不用说获得同意，付了款，把账给结清了。好在我也没有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

此后没有多久，一个四处流浪的印第安人到我住处附近一个知名律师家兜售篮子。“你们想买篮子吗？”他问。回答是：“不，我们不要。”“天哪！”印第安人出门时大声嚷道，“你们存心让咱们饿死，可不是？”看到他的勤奋的白人邻居日子过得如此红火——当律师只消把论据编好，就像变魔术似的，财富和地位就跟着来了——这个印第安人自言自语道：“我要做点生意，我要编篮子，干这玩意儿我准行。”他满以为，篮子编好了，自己也就大功告成了，随后该是白人向他买篮子来着。他可没有觉察到，他必须把篮子编得让别人买后觉得很值得；或者换句话说，至少让别人打从心眼儿里认为买后很值得，要不然他还不如去编别的什么让人感到值得购买的玩意儿。我自己编过一只质地精美的篮子，但我没法做到让人一看就值得买。可我却一点儿不觉得自己犯不着去编篮子，我心里琢磨的，不是如何让人感到值得来买篮子，恰恰相反，我心里琢磨的是如何避免篮子编好后非得卖掉不可。人们赞赏并被认为成功的生活，也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罢了。我们干吗要夸大一种生活、贬低另一种生活呢？

我发觉我的乡友们不大可能在县府大楼里给我一个职位，也不会给我一个助理牧师职位，或者别的什么生计，于是，我只好另谋出路，我要比往日里更加专注地把脸儿转向了树林子，反正那儿的一草一木我全都熟悉。我决定立即开业，不必再等到通常筹措资金到位，就不妨先动用我手边已有的那么一点微薄的积蓄。我到瓦尔登湖去的目的，不是因为那儿生活费用便宜或

者昂贵，而是去经营一些私人业务，在那儿麻烦可以减少些；要不然，由于缺乏业务常识，又没有做生意的才干而一事无成，难免做出惨不忍睹的傻事来。

我一直竭尽全力，务使自己获得严格的经商习惯；这些习惯对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说你的生意是跟天朝帝国①打交道，那么，在塞勒姆②港海滨某处设置一间小小的账房，好歹有这么一个固定机构也就够了。你可以把国内生产的各种产品出口，比方说，纯正的土产品，还有许多冰凌啦、松木啦。一点儿花岗岩啦，常用本国货船运走。这些都是赚钱的买卖；事无巨细，你都得亲自过问；你又是一身数役，兼任领航员和船长，货主和保险商；你要买进、卖出，兼管记账，收到的信函要一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