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此从来还没有正面地了解过——他赶着两头牛到市场去，问我怎么会心血来潮，把生活中那么多的安逸全给放弃了。我回答说，我非常确信，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我说这话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就这么着，我回家，上床安歇了，撇下他在黑暗泥泞中朝着布莱顿走去——或者说，朝着光明城①！走去——说不定他在清晨某个时刻就会赶到那儿了。

对一个死者来说，任何觉醒或者复活的前景，不管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是无足轻重。也许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地点总是相同的，对我们的感官来说有着难以形容的欢欣。我们大多数人都拿一些无关的、倏忽的枝节当作大事去做。实际上，它们才是使我们分心的原因。离万物最近的是创造一切的力量。其次挨近我们的是最庄重的法则，在不断起作用。再次挨近我们的是把我们创造出来的那个工匠②，而不是我们雇用的工匠，虽然我们特别喜欢跟他唠

嗑来着。

“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

“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

“使天下之人，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③

我们都是一种试验的对象，我对这种试验还颇感兴趣呢。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说我们干脆不要这个流言蜚语的社会——用自己的思想来鼓舞我们自己就不行吗？孔子说：“道不孤，必有邻。”诚哉斯言。

有了思考，我们就会心智健全，欢欣若狂。通过心灵有意识的努力，我们就可以超然独立于各种行动及其后果之外；世间万物，不管好坏，都像激流似的打从我们身边逝去。我们还不是浑然一体地融合于大自然之中。也许我是急流中的一块散流板；或者就是从高空俯瞰它的因陀罗①。看一场戏很可能感动我；另一方面，一件看似与我更加休戚相关的真事，却未必感动我。我只知道我自己是作为一个有实体的人而存在的；也可以说，就是反映我的思想和情感的舞台；我很清楚自己有一种双重性，因此，我可以远远地看待自己，就像看待别人一样。不管我的经验该有多么生动有力，我都意识到自我的一部分的存在及其批评，在某种程度上说，却又不是自我的一部分，而是一个旁观者，并不分享我的经验，而至多只是注意到我的经验；这就像他再也不是你，也不可能是我。等到人生的戏——也许是一出悲剧——一演完，观众也就散场了。就观众来说，它是一种虚构，仅仅是一件充满想象力的作品，有时候，这种双重性极其容易使别人很难跟我们做邻居，交朋友。

我发现，一天之中大部时间独处，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有人做伴儿，就算是最好的伴儿，没多久也会感到厌倦、无聊。我爱独处。比孤独更好的伴儿，我从来还没有发现过。我们到了国外与人交往，大抵比待在自己家里更加孤独。一个人在思考或

者工作的时候，总是独个儿的，让他乐意在哪儿就在哪儿。孤独不能用一个人跟他的同伴们隔开多少英里来衡量。剑桥学院②拥挤的小屋里，真正勤奋学习的学生，就像在沙漠里的游方者一样孤独。农夫可以整天待在田地里或者树林子里独个儿干活，要么锄草松土，要么砍伐树木，丝毫不感到孤独，因为他有干不完的活儿；但是等到他晚上回到家里，却不会独个儿待在屋子里，任凭自己胡思乱想，而是非得上“看得到老乡”的地方去乐一乐，而且，照他的想法，那是补偿他一整天的孤独；因此，他暗自纳闷，学生独个儿待在屋子里，夜以继日地一点儿都不觉得烦闷和“忧郁”；可他并没有懂得，尽管学生待在自己屋子里，可他却是在他的田地里干活儿呢，在他的树林子里砍树呢，有如农夫在他的田地里和树林子里一模一样；随后，学生也要寻求同样的娱乐消遣，寻求同样的社交活动，尽管这些活动形式也许会更浓缩些。

社交活动有时往往没有多大价值。我们相聚的时间十分短暂，还来不及从对方那儿获得任何新的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每日三餐会面时，彼此之间只不过重新尝尝我们固有的那种陈旧的发霉的奶酪味道。我们不得不同意这么一套规则，亦即所谓的礼仪和礼貌，使这种经常的会晤彼此都能包涵些，以免公开发生冲突。每天晚上，我们相聚在邮局、在交谊会、在篝火周围；我们住得太挤，相互干扰，彼此之间说话吞吞吐吐，我想，就这么着，我们相互之间失去了一些敬意。当然，所有重要而开心的聚会，倒也不见得非要天天举行不可。想想工厂里那些女工——她们断断乎不会独处，就是做梦，她们也不孤独呢①。如果说一平方英里以内只有一个居民，正如我住的地方一样，那也许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