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人大规模侵入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米底以及亚述帝国，带来的结果已经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之外。斯基泰人与亚述人是同盟的关系，他们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几乎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对于所有研究草原艺术的人来说，斯基泰人与亚述社会最初的这种接触有着关键性的意义。第一个原因是，斯基泰人从青铜时代过渡到了铁器时代，而时间或许正是公元前7世纪穿越西亚的徘徊期。

斯基泰艺术在发展的初期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凯尔特-多瑙河流域的哈尔施塔特铁器技术的影响（哈尔施塔特文化存在于公元前1000或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500或公元前400年，斯基泰文化则处于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200年）。但是，在公元前7世纪的民族动乱中，高加索地区和米底国家，这里指的是洛雷斯坦①，他们率先与斯基泰人形成了非常密切的联系。弗朗茨·汉卡的看法与他维也纳的同事F．W.库里格的意见一样，他也认为大部分高加索的科班青铜器与古代米底西南部的洛雷斯坦的一些青铜器产生的时代一样，属于公元前7世纪。在汉卡看来，科本的青铜器，甚至包括部分洛雷斯坦的青铜器都是属于辛梅里安人的。这一时期的斯基泰艺术还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它显然与两种青铜文化之间存在着关系，与此同时，斯基泰和辛梅里安侵略者的铁骑也踏入了同一地区。

在库班的克勒姆斯发现的铁制和金铸的斧子（产生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6世纪）是确凿的证据，它们证实了亚述-巴比伦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斯基泰艺术早期的作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斧子上的装饰图案表现了古代亚述-巴比伦（即洛雷斯坦）的题材，在一棵生命之树旁边，站着两只野山羊，它们有着大而弯的角，还有一些美丽的鹿。图案上描绘的动物采用了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显然是受到了亚述艺术中动物描绘风格的启发。不过，它所采用的装饰方式却是典型的斯基泰式的。

这是一个起点，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整个斯基泰动物艺术发展的兴起。亚述（或希腊）的艺术是自然主义的，而斯基泰的动物形象表现艺术则转向了以装饰为目的的艺术。在科

斯特罗姆斯卡亚墓中出土的金鹿，鹿的角是程式化的螺旋形的，从它身上似乎可以看到斯基泰动物艺术的固定表现形式。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公元前6世纪，这种艺术也出现在了库班地区。

通过这种方式，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草原美学一直存在于俄罗斯南部的草原上，而且还有着明显的向东发展的趋势，我们将会看到它一直扩展到了蒙古和中国。应该注意的是，它从一开始就有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自然主

义的倾向，毫无疑问，一方面亚述-阿赫门尼德王朝的艺术成为它的源泉；另一方面希腊艺术也周期性地为它提供了补充；而另一种是装饰艺术的倾向，就像前面已经说过的，它一改自然主义的倾向，转而以纯装饰性目的为发展方向。最终的结果是，常常被草原牧民们和猎手们所采用的现实主义的动物艺术风格不过是程式化的装饰艺术的一种掩饰罢了。无论是西方的斯基泰-萨尔马提亚人，还是东方的匈奴人，他们都过着游牧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可以作为以上艺术发展趋势的解释。他们既没有固定的居所，也没有土地，根本不了解只需要现实主义的雕塑、浅浮雕和绘画。他们的奢侈品仅限于华丽的服装和个人的一些装饰品，以及进行过装饰的各种装备和马具之类的物品。无论是地毯，还是其他的装饰品，包括各种腰带上的挂钩和饰牌、马具上的金属饰牌、佩剑腰带的扣子、车厢板、各种工具上的把手等，都像在诺因乌拉（Noin Ula）墓葬②中所发现的那些物品一样，它们似乎都经过了程式化的处理，甚至可以说是经过了纹章学的处理。

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北方的游牧民，无论是与斯基泰人相似的伊朗人，还是与匈奴人相似的突厥-蒙古人，他们都是马背上的民族，过着草原生活，追捕着鹿群或野驴，看狼群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捕猎羚羊。由于受到了亚述-巴比伦的影响，以及这些北方牧民的生活方式和财富的特殊性质，他们遗留的物品上所表现的题材，采用了纹章式的描绘方式，程式化地描绘争斗的动物，也就并不奇怪了。安德森曾指出，这些动物的画像就像马格德林时期的壁画和骨雕一样，似

乎具有一种特殊的神奇的作用。

几乎所有的斯基泰艺术品中的装饰性动物形象，都是按照规则的几何图形风格制作出来的，但金匠们所制作的希腊-斯基泰式艺术品除外，这些要么为克